乔治·布什的故事（四）

四、骑车跑遍北京城
１９７４年９月，我出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本来，福特总统想让我到英国或法国当大使，但在我得知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即将离任的消息后，便主动提出了到中国任职的要求。我认为，尽管伦敦、巴黎会给个人的历史增添光彩，是人人向往的地方，但是北京对我更有吸引力，因为美中关系刚刚建立，需要开拓，而这种关系对美国今后的对外政策又至关重要。
到北京后，我用一个月的时间熟悉了联络处的工作。当时，联络处只有３０人。其中，又以中国政治事务专家唐·安德森的工作最为乏味。其任务是预测中国在政治上可能发生的变化。为研究中国的政治形势，安德森及其助手收集各种有关材料，包括掌握一些中国领导人的行踪。他们整天在从新闻报道里收集这类情况：某位领导人是否出席了他的家乡的一座建筑的落成仪式？某个部的副部长代替他的部长去参加有关的国际会议，为什么？某位领导人三个月没有露面了，为什么？哪些提升了？哪些人下台了？等等。他们似乎不是美国派驻中国的外交官，而成了中国领导人的礼宾司仪。
在我的前任布鲁斯的领导下，当时的驻华联络处只起美国在北京的观察员和一个外交接触点的作用。布鲁斯说，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所以联络处开展的各种工作只能是低规格的。但是我认为，要办好联络处就得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为此，我上任一个月后就采取了两项措施，把联络处的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
比如，我想，为什么我只能坐小汽车出出进进，而不能象中国人那样骑上自行车自由自在地到处跑跑呢？于是，我和妻子巴巴拉便开始骑自行车上街或去看朋友了。没过多久，我们常骑自行车外出一事就在北京外交界广为流传，就连北京一些市民也知道我和巴巴拉是“和中国人一样经常骑自行车的布什夫妇”了。
另外，布鲁斯过去从不参加驻京外交使团举行的公开的外交活动，我决定打破常规，接受邀请，走出联络处，摆脱自我限制与自我孤立的外交处境。我和巴巴拉第一次应邀出席的是阿尔及利亚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当我们走进招待会大厅时，里边热热闹闹的场面顿时平静下来，似乎许多人对我们的出现都感到惊讶。这是因为美国人第一次出席这样的招待会，他们还少见多怪。
但是，没过多长时间一切也就习以为常了，邀请我们参加招待会或其它外交活动的人也越来越多。
我这样做，并不是我个人要在北京出风头，而是想通过参加这些活动以及个人的努力达到了解中国人，同时也让他们了解美国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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