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沙尼亚出逃者谈当地情况

【西德出版的《播种》月刊文章】爱沙尼亚文化部门意识形态和宣传问题指导员瓦利多·兰德彼列于一九八四年八月初同妻子一起赴芬兰参加海洋节音乐会，趁机出逃瑞典。
兰德彼列跟别人相比生活不算差，他离开苏联不是因为物质原因。离开祖国的念头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他觉得，现在要当个象样的爱沙尼亚人，就不能生活在爱沙尼亚。在爱沙尼亚，所有的论文（包括爱沙尼亚文学及爱沙尼亚语这两门课）都用俄文写。爱沙尼亚歌手和音乐工作者演出的节目中，至少要有百分之四十是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苏维埃政权成立前写成的诗歌，被当作反苏材料禁止。
爱沙尼亚共和国内的非爱沙尼亚人越来越多，塔林新区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讲俄语，大多数爱沙尼亚人对俄罗斯人都采取否定态度。
春天苏共中央对爱沙尼亚共产党的训斥、八四年五月苏共中央派工作组到塔林“教训”爱沙尼亚人，是促使兰德彼列出走的直接原因。
苏共工作组首先注意到，爱沙尼亚青年越来越爱上教堂，一部分是真信教，另一部分只是为了表示对当局的抗议。爱沙尼亚从事创作的青年拒绝写当局需要的题材，以至于无人可以得奖。
爱沙尼亚青年的打扮也出格，他们不能抵制西方的影响。有人说，“穿牛仔裤不好！”“最好的服装是我们俄罗斯族的服装！”这些话是一位彻头彻尾西方打扮的高级官员说的。
兰德彼列说：“我还没遇到过一个共产党员喝伏特加时说的话同上班时说的话完全一样。”有一官半职的人常讲各种政治笑话，他们对任何东西都不抱希望，什么也不相信。
勃列日涅夫时代死水一潭，不见长进，而只是胡扯。想工作就工作，不想工作就可以不干。安德罗波夫当政时有了一点进步，人们有了某种希望。特别是某些艺术家，因为他们觉得安德罗波夫热爱艺术。契尔年科上台后，一切照旧，毫无变化。
芬兰电视是爱沙尼亚的特殊问题。多年来一直在设法解决这个问题。爱沙尼亚出售的电视机里一度装过特殊的干扰装置，后来停止了这种做法。一九八四年冬天，塔林一个区突然收不到芬兰电视了，听说是在试验专门的干扰器。现在爱沙尼亚沿岸的几个岛上建了两个干扰站，岸上建了一个。
兰德彼列说，爱沙尼亚人尽力保持传统，指望爱沙尼亚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