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策对头促进了城乡经济大发展

【纽约《美洲华侨日报》一月五日文章】题：中国发展目标与经济效果（作者：美康奈尔大学岩岩）
实行了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村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从一九七八年的一三四元，提高到一九八三年的三一○元。经验进一步证明：在经济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和经济效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不同的发展目标，必然与不同的发展战略相联系，因而产生不同的经济效果。
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战略的研究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开始的。在五十年代，受罗斯托“经济起飞论”的影响，各国普遍以国民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为经济发展的唯一目标和衡量的标准，相应的发展战略往往是，以大量的投资推动工业化，用‘进口代替”政策，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进入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许多经济学家认识到，国民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并不能代替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应该是一个多维的，包括经济增长、就业、贫困的消除、人民收入的普遍提高等在内的目标。与此相应的发展战略是，工业和农业的均衡发展，用财政、金融政策调节就业与收入分配，实行“出口推动”政策。
中国在寻找正确的发展目标与战略的过程中，走过了很长的一段弯路。回顾中国七八年以前的发展过程，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高速度、低效率；二是高积累、低消费；三是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对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重视不够。之所以如此，除了政治的、历史的、社会的原因之外，还由于中国领导层，把经济的高速增长定成社会经济发展的唯一目标和衡量的标准；订计划总是以增长速度为目标函数。同时还错误地认为工业化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因此，不顾中国的国情，照搬苏联经验，在计划安排，投资使用方向，价格等方面都采用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忽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甚至以挤农业、轻工业的方法为重工业发展筹集资金。这样不仅大大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而且，全国人民对于日常消费品的需要都得不到满足，偏远地区、山区仍长期摆脱不了贫困的面貌。总之，这种高积累，低消费，重视重工业、轻农业和轻工业，以达到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目标和战略，使中国人民为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本来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应当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关系，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不是目的，仅仅是中间目标，是达到终极目标的手段；至于经济发展的道路，更应当根据本国的国情资源、技术情况来制定，不应照搬。中共中央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重申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需要，采取了一系列适于中国国
情的富民措施，调整了农、轻、重之间失调的比例关系。目前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城市的体制改革进展迅速扎实，使城市经济开始恢复活力，国民经济正在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人民生活水平也迅速提高。
这一切是正确的发展目标与适合国情的发展战略相结合而产生的结果。喜悦之余，也应当看到：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是很落后的。中国是社会主义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更是十分重要。盲目的，缺乏科学依据的计划往往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损失。因此，中国应当集中未来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决策学、生态学等各个方面的一批专家，研究各国的发展战略，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对于各种政策及效果进行预测，建立中国式的发展模式，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决策时的主观随意性，使长期发展计划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加速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