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斯大林荣誉的诉讼案（下）

卡里亚金：当然，他作为斯大林主义的辩护人是斯大林主义的受害者，是在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受害者。说道德上的受害者，是因为这个人的道德感情显然已经萎缩了。
但是，受害者就是受害者，然而他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甚至自命不凡地认为自己有专业技能。为什么他不回答我的问题：作为一名司法工作者，他如何评价废除了各种法律的斯大林法律呢，如何评价成立非常三人小组、快速判决、立即执行判决、禁止上诉并且对１２岁以上的儿童也使用这条“法律”呢？如何评价实行刑讯呢？这是第一点。
第二，如何评价恢复名誉一事呢？恢复名誉的行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呢？几十万人恢复了名誉。所以，该如何评价斯大林—贝利亚的判决呢？他反对审判死去的斯大林。
第三，为什么他不控告谴责斯大林主义所犯下的罪行的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二次和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呢？为什么不控告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２日提出的报告，不控告所有拥护这个报告的人呢？报告直截了当地谈到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的罪行是不可原谅的。波利卡尔波夫：当律师的经验有利于他为斯大林和赫瓦特进行辩护：他证明说，这两个人都既不能认为是罪犯，也不能认为是刽子手，因为只有法庭才有权判定他们的罪行并宣布他们是罪犯。由于时间久远，今后谁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审判。
原告把检察机关的经验用在另一个完全相反的方面：在使法律“专家”具有刽子手的特权的同时，他自己却宣布文章作者是罪犯。原告不仅找阿达莫维奇算帐，他在法庭上还提到了一批“不负责任”的记者和“追随”他们的历史学家的名字，说这些人给赫瓦特、斯大林以及他们一类的人“抹黑”。原告硬说，赫瓦特、斯大林等是按照法律行事的，而当时的法律则代表了“人民的主要意志。”他根本就不想听到下面的说法：斯大林本人可以单独签署最残暴的法律和修改不合他胃口的法律。他还要求今天继续运用那些法律并根据这些法律追究“诽谤者”的责任。改革正在进行，斯大林主义的信仰者未必能够制止公众意识的高涨。但是，也没有必要对那些怀念过去时代的人视而不见。他们还没有完全停止活动，不仅仅把斯大林一维辛斯基一贝利亚法典奉若神明，他们还露骨地与群众对立。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