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查德·庞秋斯在中国（二）

今日中国社会制度比它历史上任何形式的政府都好共产主义这个词使很多美国人发抖。当我宣布打算到一个共产党国家去住时，我的父亲大发雷霆。这个词在这里（美国）的含义和在中国的含义是迥然不同的。我觉得，共产主义比中国历史上任何其它形式的政府给更众多的中国人带来了更多的自由与好机会。这就是十亿人民的饭桌上有吃的，身上有穿的，人人有房子住。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一些人对权力的滥用，曾给中国人智力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现在当局正在努力纠正这种情况，这同样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观察一下上海音乐学院学生的政治活动也很有意思。虽然要求学生们每星期五下午上政治课，但显然他们都对这一规定不太在乎。学校黑板报上的漫画说出了这是怎么回事。第一幅画面上是一个学生在上专业课，神采奕奕目光炯炯。第二幅画的是同一个学生，在理论课上浏览着报纸。最后一幅画的是在政治学习课上，他已经睡着了。
学生们很明智，避免跟我谈具体政治问题。
在一起喝啤酒吃面条的时候，他们多次问我为什么一个外国人愿意放弃在他们看来是物质丰富的美国的舒适生活，到中国来过俭朴的日子。他们不相信我到中国来是为了对中国的艺术发展起一点小小的作用。
“我们在音乐和其它各方面难道不是很落后吗？”他们有时候问我。“象美国这样的国家不是比我们先进两三步吗？我们怎么能赶得上呢？”他们和任何地方的学生一样，都希望社会前进得更快一些。但同时他们都有共同的想法，不愿积极地参加进去。一种“为我干点事吧”的态度在学校里和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发生的文化革命毁了党的信誉。为了挽回损失，正在全面进行一场整党运动，这是主动地表示政府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而不象有的人指责的那样是坐在北京为自己服务。
那些滥用职权的官员被撤职，而任何在工作上或社会中积极创新的人则受到提拔和重用。共产主义是否有些可怕？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我只能回答说我在中国从来不害怕。我想去哪就去哪，没有人伴随。我想同谁谈话就同谁谈。我对我所享受到的自由的程度印象很深，对中国人所得到的发展的机会也有深刻印象。音乐学院的一个非党员教师告诉我说，中国“现在比一九四九年革命以来任何时候都好”。他说的是真心话，这是关于共产党政府的威信的真正可信的证词。
中国的音乐学校和乐团，供应是个问题。上海音乐学院有一个很不错的唱片收藏馆，只是所存的唱片旧了点。交响乐团用的有些乐器实际上就没有。管乐器也很糟，亟待修理。我弄断了一根鼓棰，他们告诉我说我搞坏了学生仅有的一对鼓棰，再没有了。有一个低音鼓的鼓面破了，就整年那么破着。
在上海之外的地方，情况就更糟了。（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