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英答《明镜》周刊记者问（中）

问：共产党人在大陆上夺取了政权的时候，您在天津接管了一个化工厂。是用家里的钱买的吗？
答：我们家是西方式的，因为我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们还是基督教徒，即使不是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我的父亲教给我们孩子一个做人的道理：“良田千顷不如薄技在身”。我曾在北京天主教会办的辅仁大学学化学，这是当时国内最好的大学之一。大学毕业后，我们家给了我一小笔钱。我结了婚并举行了一个盛大宴会。之后，我就破产了。
问：但是总还是留下一点钱的呀；因为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执政时，天津的那个化工厂是属于您的。但是您的工厂被没收了。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答应给香港人在一九九七年以后还可过五十年资本主义的生活，您的情况对香港人来说不是一个教训吗？
答：香港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时代发生了变化。此外，一九五六年天津大部分工厂都过渡为公私合营的形式了。而我已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就主动把我的企业交了出去。我是在七月一日，共产党的生日那天交出去的。我当时很相信黄道吉日的作用。
问：您当时是否认为党会感谢您？
答：您知道，当时的情况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我曾看了许多关于剥削问题的书，我感到很难为情。我想靠自己的能力来生活。我有才干，我想自食其力。我也清楚，中国如果要迈向社会主义，必须废除农业、工业和财政金融流传下来的形式，越早越好。我没有期望党给我什么好处。
问：从北京给您做买卖的资金上能否看出政府对您的支持？
答：这不是资金的问题；问题是，我缺少懂行的工作人员，有才干的人。天津过去同我在商务上有来往的一些朋友都老了。我必须在全中国招兵买马。还有那么多事要补做，而做这些事的人又那么少。
问：您是否可以用香港的生活水平吸引中国的工作人员来您公司工作？北京的一个许诺是“不改变这个城市的生活方式”。这是什么意思？是象您一样有一套高级公寓住房，开一辆金光闪闪的奔驰车吗？
答：请您别把我当作香港的标准，因为我拿的是外交官护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