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英答《明镜》周刊记者问（上）

【联邦德国《明镜》周刊十一月十二日一期文章】题：“我们必须清除极左分子”北京的工业巨头王光英谈香港的前途（《明镜》周刊驻香港记者：泰尔扎尼和瑙曼）
问：王先生，到一九九七年香港将落入北京的统治范围。然而党现在就把一位代表派到这个城市——这位代表就是王先生您。象您这样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在香港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地方能做什么呢？
答：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我曾有机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四人帮”在一九六八年把我作为政治犯投入了监狱，我在监狱里一直呆到一九七六年。在这八年里我有许多空闲时间读书。
问：是什么促使您来香港的？
答：我从北京带来了钱，我要投资，我要做生意并且赚钱。
问：谁是您的后台？
答：在北京时，我总是强调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做生意是重要的。我就利润、生产率、效果问题发表过看法。“四人帮”倒台后我看到了在香港建立一个公司的良机，并向党的领导提出了一个有关建议。赵紫阳总理允许我创办公司，并给了我必要的全权。现在我知道，香港并不是满街都是钱的地方。但是在这里有许多新的东西是可以学习的。
问：您有多少钱，贵公司有多少钱？
答：我自己也不知道。至少我还没有在我银行的帐户上透支。迄今为止钱一直是够的。如果要搞一个好的项目，钱没有问题。我的光大实业公司登记的基本资本是一千六百万马克。但是这并不是说，我只能支配这么多的钱。
我在北京时的日子是不错的。在北京我属于国家干部，然而我却决定到这里来——仅仅是因为我坚信香港的前途。
问：你蹲了什么监狱？
答：北京附近的秦城监狱，现在江青在那里。换了班了。
问：您不怕北京气氛突变，就是说你们这样的人会重进铁窗吗？
答，不怕，不会这样，也决不许这样。这绝不会重演了。
问：您在监狱里是不是后悔曾经看上了中国共产党的当权者？
答：不。我是很自信的。虽然极左分子写大字报反对我。但是我根本不是他们的真正目标。实际上他们是针对着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在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年两次称我“红色资本家”，并给予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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