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的日本民族主义》（中）

这就是一位研究英国文学的教授江藤的看法，因为他说，美国的占领破坏了日本文化的连贯性。这也就是前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的看法，因为他称占领时期是采取“种族报复”行动。这也是一位研究法国文学的教授村松的观点，因为他说：“在精神上，战后的特性危机比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对西方的憎恶要
严重得多，因为我们的战后特性是由外国人一手造成的。”这就是中曾根康弘拨款２０００万日元（约合１４万美元）筹建一所新的日本学研究所的原因。他说，因为现在“是重新确立日本特性的时候”。
中曾根康弘曾经是一位海军军官，他衣冠楚楚，口齿伶俐，在大和民族派知识分子中间（包括三岛由纪夫在内）有大批忠实的追随者。
中曾根康弘对日本学研究所怀有强烈的感情。这个研究所由梅原教授领导。他通过对欧洲哲学的广泛研究使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的文明象瘟疫一样威胁着现代世界。
他认为，唯一医治的办法“要到东方文化，特别是日本文化中寻找”，一句话，到日本精神中“寻找”。
梅原和他的同事们统称为京都派。他们同中曾根康弘首相定期讨论民族特性的问题。他们的智力遗产可以追溯到诸如哲学家西田和文化历史学家高山之类战前的学者。这些非常受人尊重的学术界人士宣扬了一种关于日本国的神秘主义观点，根据这种观点，日本种族紧紧地围绕在神圣天皇的周围，形成一个被称为民族政体的实体。个人只是仁爱天皇意志的延续，因而有着自发的社会和谐意识以及同自然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进行交往的意识。用一位有同样想法的学者和
辻的话说：“在天皇身上表现了人民的完整性。”早在战前和辻就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在中曾根康弘的大加赞同下，他的话经常被人援引。
西田同４０年以后的梅原一样，主张输出这样的思想：“一条适用于全世界的原则将从我们的历史精神产生；天皇的方式必须适用于一切国家。”这些理论曾对日本战争时期的领导人，如东条将军之类有过很大的影响。
今天大和民族主义的复活部分是由于取得了成功而带来的产物。高级撰稿人、自由主义周刊《朝日杂志》前主编竹志说：“战后，我们是在一种自我否定的形象下成长起来的。但是由于日本现已成了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受虐狂已转变为自我崇拜了。”
大和民族主义基本上具有宗教的色彩。日本许多杂志对日本精神进行了分析。
弗洛伊德学派心理学家木下在其中的一家杂志上写道，日本之所以能够应付现代化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特性是以牢靠的原则为基础的，而是因为他们有着所有的日本人都通过血统联系在一起的错觉。
穆斯林失去了对真主的信仰就不再是穆斯林……当外国人要在我们中间受到同化的时候，日本的特性便受到了威胁。这种信念的核心是天皇，是所有日本人通过血统同天皇有联系这个事实……只要我们相信这一点，日本的特性就不会受到威胁。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