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后忆访华（三）

“中国方面保证，你访华的时候，如果进入中国领空，安全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是，田中总理的飞机果真能够起飞吗？日本的上空是安全的吗？最好是在板付、羽田和千岁准备三架同样的飞机，乘其中的某一架出访。”
我回答佐佐木先生说：“你的好意我领了，但我是日本的总理大臣。是日本的防空负责人。请不要担心日本的领空问题。请把我的意思转达给中国。”
竹入先生也对我作了同样的忠告，他还特地预先打招呼说：“这是转达中国方面的口信。”
这件事情证明，中国对日本国内形势的严峻性有正确的认识。也说明当时我周围的环境是错综复杂的。
总之，我参加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如果没有佐佐木和竹入两位先生以及许许多多人的诚挚进言，是不会取得成功的。这一点应该铭刻在日本邦交正常化的史册上。台湾问题
无论内阁还是党内，最不辞劳苦地为我尽力的是大平正芳先生（已故，当时任外相）。
大家都知道，大平为人谨慎。在我决定“去”以后，他常常一个人苦心琢磨：党是否会加以阻止。
在大平所担心的事情中，最大的问题是怎样处理台湾问题。
我回答他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就好比对面一家父子为争夺家庭大权而吵架。这种烦人的口角哪家都有。尽管双方都说自己是正统，但连朋友也被卷进这种烦人争吵中，不能握手，不能讲话，这恐怕是不行的。”
这些道理即使不讲大平也是知晓的。在了解却又不能豁然开朗之处，正体现了大平所处地位微妙性和困难性。
我一再说道：“这是为了世界和平，为了亚洲的和平，远东的和平。并且是要着手解决日本最大的内政问题。是日本给中国添了麻烦，所以，日本要先去访问。至于是否能够实现正常化，这是次要的，而主要的是我们应该先去。为此而已。”
大平听我这么说，也就毫无办法了。他抱着胳膊长叹道：“然而，还有台湾……。”我蓄意顶他：“这是外务大臣考虑的事情，不是我考虑的。”
大平和我是心心相印的。正因为这样，他很辛苦，处理台湾问题是大平外交智慧的结晶。
“那么，自民党内怎么办呢？”
“自民党内不妨让小坂（善太郎）去做。”
“嗯。”
“还有什么吗？”
“再问一遍，台湾问题怎么办？”
“台湾问题由你考虑，我不知道。”
这样的交谈曾进行过几次，于是我说，“那么，还是请岸老或椎名老去台湾一趟吧……”。最后我们决定派椎名作为特使前往台湾。
假如没有大平，日中邦交正常化仍是没有把握实现的。不过，在这种形势下，唯一使我感到慰藉的是日美关系已完全达到一体同心的地步。（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