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后忆访华（二）

同年七月，我就任了总理大臣。在就任的同时我想到，在历届内阁的悬案中首先要解决最大的悬案。
社会上有很多人往往是这样，在他们当上公司经理的时候，总是想待公司内部稳定、体制确立以后再来解决悬案。就是说，最好是在充分研究之后再稳扎稳打地去做。然而，仅就这些人来说情况多半是，在他们从容研究时，身体衰弱了，体制也改变了，结果，在一事无成的情况下便推迟了悬案的解决。我就不是这种人。
如果有悬而未决的工作，就应在就任公司经理的同时去做，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我过去一直坚持这种作法。当上总理大臣时，对我来说最大的悬案乃是解决当选为议员以来时刻也没有忘记的日中问题。
日中问题是在考虑今后的世界和平与亚洲的稳定与繁荣时，绝对不能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迟早都要有人去解决，反正只是个时间问题，既然如此，那还是早解决为好。
我最后下定了决心。我强烈地指示事务当局，日美之间是完全凝成一体的，所以事情一经决定下来就要马上付诸实行。
当然，国内出现了混乱。尤其是自民党内议论纷纭，在那种气氛下，党有关解决日中问题的决议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通过的。不过，这项工作总是要有人去做的。纵然我淋了一身泥巴，却因祸得福，换来一场喜雨，难道这不正是一个政治家的夙愿诚挚的忠告吗？为解决悬案，我迅速开始采取行动。
出任总理大臣以后，那些过去同中国有来往的人纷纷来拜访我。他们是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和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等。佐佐木先生和我都是一九四七年首次当选为议员的，可以说是同窗之友。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好，无话不谈。他对我说：“你打算怎么办？”“嗯，我要干，一定干。”他听我说得很坚决，便鼓励我说：“如果真地要干，我们大家会帮忙的，可外交要由你去进行了。”“此乃国策。”“不过，你要干，说不定会被杀害。”“人，总是要死的，每天晚上睡觉就是死……”我几乎有些强词夺理了。后来我们又会晤了几次，他每次都这样忠告我。（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