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印象(台湾热线)
步出台北桃园机场,已是半夜11点多。车行一个多小时,终于在浓浓夜色中走进台北。也许因为深夜的缘故,也许没有经过闹市区,大街上并没有想象中的万家灯火。偶尔闪过的槟榔摊上扇形的霓虹灯,才让人感觉到,真的已经身处台北。
台北是座平凡的城。夜色中,模模糊糊的楼群依稀可见陈旧的模样。车到南京路,远处一幢塔形高楼灯火通明,鹤立于一片低矮楼群中。同行的《联合报》记者立即指着介绍说,那是当今台北最高的建筑新光三越大楼。台北最高的建筑?也不过尔尔。
台北就是如此?淡淡的失望不禁涌上心头。
台北的不凡
除了繁体字的广告招牌、南方城市特有的湿润与清洁和台北人口音中若隐若现的“怪味”外,初到台北的人,很难说出这座城市与中国任何一座南方城市的差别。街道两旁灰暗的旧楼楼楼相连,供人避雨的“骑楼”走廊,以及弥漫于城市中的那股独特的气味,甚至让人想起了灰蒙蒙的广州城。
住了下来,走了几天,然后便默默品出了台北的不同。
美丽的绿化,是台北的骄傲。台北市政府提供的资料显示,到今年底,台北的绿化面积将达到1264公顷。“国父纪念堂”、“中正纪念堂”内一片翠绿嫣红,许多台北市民携家带口,到这里观看风景。
横贯东西的仁爱路、信义路是台北有名的两条绿化大道,绿化带比行车带还宽。为了保持车流顺畅,这两条马路都是单行线。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行驶在这两条马路上,真有说不出的心旷神怡。郁郁葱葱的榕树青翠欲滴,茂密的枝叶几乎压到了行人的头顶。高大的南洋杉、修长的椰树、婆娑的茄冬以及随处可见的杜鹃、六叶雪、石竹等,把这座盆地城市装点得更加亮丽。
绿化并不稀奇,稀奇的是台湾人对绿色的一片珍惜。穿行在大街小巷,经常见到人家的窗台伸出一片嫩绿。无论是人潮不断的阳明山公园,还是邻近公共汽车站的街心公园,从未见到行人在草坪上践踏出的羊肠小道。在台北,经常可见左手边是人流熙攘、车流不断的大街,右手边就是草香沁人的一块绿地,五彩的蝴蝶翻飞,密密的树丛中居然传出小鸟的鸣叫。
细细品味,台北确实有着它的特色。
走进台北捷运站,不能不承认那整洁、明亮的站台和现代化的管理,给人带来的舒适确实不一般。更让人佩服的是,台北人乘车时的那份礼让与谦恭:所有人都规规矩矩排在月台上白线划出的等候位置里,没有人拥挤,没有人插队,更没有人在车门即将关上时,把脚伸进车厢,生生把车门挤开。
台北也有着它随意、洒脱的一面。一天晚上,稀里糊涂地钻进一栋大楼,没有任何人盘问,没有任何人阻拦。事后才发现,那里原来是台北市政府大楼。市政府大楼居然没有警卫把关,甚至连办公室都是开放式的:每层楼都是一个大平面,中间只以矮矮的书柜隔开。普通市民都可以直接走进任何一个局、处的办公室。
台北有着它的不寻常之处。它干净、整洁,路上很少见到废纸或痰迹。它热情、真诚,听说是大陆来的记者,计程车司机会很热心地向你介绍风土人情;如果因为他的缘故走了冤枉路,他会主动从车费中扣掉一笔钱。这是一个美丽而温馨的城市。
台北的矛盾
台北仁爱路一段至凯达格兰大道之间,有三座连成一线的建筑:最东头,是新建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充满了现代建筑的气息;中间,是一座始建于清代、具有浓郁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废弃城门景福楼;最西端,便是日据时期兴建的充满日本建筑特色的“总督府”,亦即如今所谓的“总统府”。三座建筑,无声而形象地勾勒出了台湾的历史变迁,道出了台湾社会深层的文化矛盾。
在台北,常常可以在现代化气息浓郁的楼厦之间,看见行天宫、普愿宫、嘉天宫一类的供奉妈祖、关帝等的庙宇。至于“国父纪念馆”、中山足球场这样充满浓郁中国文化风味的建筑更是比比皆是。忠孝路、仁爱路、信义路、和平路、南京路、镇江街一类的路名、街名,更让人真切感受到台湾与祖国大陆割不断的血脉亲情。更不用说同样的皮肤、同样的面孔、同样的语言了。在台北市政府举办的一场迎春活动中,台上台下同声诵读《兰亭集序》,并模拟古人的修?仪式,用鲜花浸泡的清水,为孩子洗濯双手,浓浓的中华情蕴让人感动。
不可否认的是,日本殖民主义者在台湾50年的统治,确实给台湾打下了烙印。时至今日,台湾的一些电视节目仍用日语播出,一些民进党籍的“立委”在“立法院”质询时竟然会讲流利的日语。走在台北市区,经常发现许多街道、学校、大楼修建于“日据时代”;一些餐馆的外面挂的也是一排日式的红灯笼。闻名全岛的闹市区西门町就是兴建于日据时期,其中的“町”字就直接来源于日文。
日本在台湾长期的殖民统治,奴化了一些台湾人的心灵,出现了李登辉、金美龄、许文龙、吕秀莲之流的“媚日派”。而在“哈日风”下成长起来的不少年青人,对日本文化也表现出媚俗的认同与追求。他们看的是日本的漫画,听的是日本的歌曲,甚至连身上穿戴的都是日本流行过来的。22岁的陈小姐在西门町开了一家服饰店,所有的货品都是从日本进来的,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这些”。
中国文化、日本文化以及近年来被岛内“独”派势力不断推销的台湾本土文化,构成了台湾文化的主流。一些政治人物择其所需,利用文化迷惑追随者,使得台湾文化呈现出鲜明的政治色彩。
文化的分野导致台湾社会的分裂,出现了所谓的“外省人”、“本土人”、“哈日族”的称谓。社会的分裂导致政治的对立,统与“独”势成水火,“媚日派”与“反日派”互不相让。政坛的纷扰渗透进社会的各个层面,台北因此成为一座高度政治化的城市。
台北计程车司机爱谈政治,而且是出于自身角色的必然。记者在一家小餐馆曾经见到一帮司机,他们一边用餐,一边看电视新闻,闲聊中的政治立场、支持对象完全一致。细问之下,他们告诉记者:“政治立场不同的人,不会到这家餐馆来,我们也不与他们交往。否则,还不打起来?”
在计程车司机卓博源租住的小房间里采访时,他神情紧张地指指隔壁说:“那些都是搞‘台独’的人,咱们声音小一点。”采访结束,他死活要护送记者出去,连说小心点为好。台北社会的矛盾之深、对立之剧,由此可见一斑。
台北的迷茫
有一天夜晚,从台北市政府采访归来,在忠孝东路三段,赫然见到一个巨大的灯箱广告:“专办外遇”。回到宾馆翻看报纸,分类广告上居然有“包捉奸”、“抓奸专夜协办”、“离婚,日夜到府,办好三千”、“包离婚,一方不愿,保证离成”的广告字眼,让人看得目瞪口呆。
对爱情忠贞不移、“劝合不劝离”一类的中国传统道德标准,在今天的台北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受此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青少年。婚姻观念的分崩离析,导致年青一代陷入前所未有的迷茫。早恋成为社会头疼的问题。据此间报纸的报道说,台湾未成年少女每年生下一万多名婴儿。
价值体系的混乱和社会认知的迷失,使台湾青少年问题日益突出。在台北青少年经常聚集的西门町,三三两两嚼着口香糖、头发花花绿绿的年轻人,不时耸肩搭背掠过身旁。为了迎合年轻人的口味,各家店铺莫不尽出奇招:服装店里的模特披着赤橙黄绿的怪异假发;鞋店门口挂满青面獠牙的魔鬼面具;“两把刷子”是一家杂货铺的店名;“杂志疯”里卖的是图书、漫画……一家挂着“专业文身”招牌的小店里,坐着9位等着文身的年青男女。
当局公布的资料显示,如今的台湾共有40多万既不上学又“从未参与经济活动”的15至29岁青少年。早恋、械斗、围殴、抢劫,“飙车族”沿路砸车,“摇头族”传播新毒品,帮派少年瓜分校园势力……层出不穷的青少年犯罪新闻,在台湾已见怪不怪。
尤为令人担忧的是,暴力恶性事件如同瘟疫在岛内蔓延。4月20日中午12时许,一名持枪歹徒在台北县一家银行抢得50万元新台币后夺门而逃。银行襄理上前与歹徒周旋。不料,歹徒竟对着襄理头部连开三枪。这之前的4月16日凌晨2点多,一名醉汉经过一名19岁青年李国辉的车旁时,随脚踢了一下他的车子。没想到李国辉立刻火冒三丈,操起3节铁棍,从背后追上醉汉对准其头部、背部连击3下,受害人倒地身亡。李国辉愤愤不平地骂了几句后,驾车离开现场。手法之残忍,令人瞠目。
这是迷茫不知归路的城市,它像失去家园的孩子,游荡在精神的荒原上——
“做秀”之风弥漫:李登辉为了去日本,在记者会上装出一副病歪歪的样子,电视台居然请来专家分析李登辉的“做秀”技巧;
黑金丑闻不断:尹清枫案、广三案、景文案……在台北的这10多天里,满耳所闻,几乎都是没完没了的弊案;
诡辩撒谎成性:一名电视制作人酒后掌掴警察,事情曲折本是清清楚楚,当事人双方却恁是各说各话,一个说打,一个说没打,吵出一个“大新闻”。《联合晚报》的社论慨叹:“哪来这么多‘罗生门’!”
岛内经济不景气,让从未到过大陆的普通百姓对大陆产生了蒙蒙胧胧的向往。一听说记者从大陆来,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能去大陆挣钱的计程车司机康富全就好奇地问:”大陆经济很好?“”乱讲话要不要杀头?“让人哭笑不得。
混乱、迷茫、失落,向往未来,却不知路在何方,也许这就是当今台湾的真实状态,也是走进台北、品味台北后,涌上心头最让人难忘的一丝苦涩。
(本文照片由本报驻台北记者徐步摄)
图片:
1、雨中台北
2、春在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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