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美媒体如何操控反华舆论

台湾著名时事评论家南方朔指出，由《考克斯报告》、李文和冤案和中美军机相撞事件清楚看出，美国媒体早已成了“政治正确”的俘虏，它被操控也加入操控，成了美国恶兆政治的帮凶——（名家专论）
【香港《亚洲周刊》4月22日一期文章】题：美媒体的恶兆政治学（作者　南方朔）　
稍早前，李文和案犹在发展之际，负责此事的联邦调查局官员天天胡乱放话，而美国媒体和专栏作家则跟着指挥棒旋舞。在媒体的造势起哄下，李文和成了美国公敌，而中国则成了邪恶的、窃取美国机密的敌人。
更早之前，《考克斯报告》出炉，与其说它是报告，毋宁说是“虚构小说”，但一向很会怀疑别人或别国动机的美国媒体，却都不约而同地将小说看成事实，甚至更添油加醋地编造故事。
而今这两件笑话都成了过去，李文和案的罗织恐吓，甚至成了美国执法系统的严重污点。然而，笑话会被忘记，它所欲达成的目标却留存下来。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人被惩罚。诚如西谚所说：“爱国是流氓的庇护所。”它是一种“政治正确”。
美国媒体早已成了“政治正确”的俘虏。它日益被操控，甚至也加入操控。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个美国媒体能对它的政府保持怀疑、能在国际事务上保有自主判断的时代，早成了过去。当媒体的这种反省与第四权力功能消失，它就倒退到从前。在美国媒体史上，赫斯特报系曾是最恶名昭彰的美西战争的战争贩子；在麦卡锡时代，媒体也是最大的帮凶。
评论与报道让人啼笑皆非
而今，中美军机擦撞事件，在双方领袖的理性和忍让下，业已告一段落。回头重看这12天的美国报纸，我们一方面对几位望重之士公正客观的评论表示佩服，如著名的自由派评论家威廉·普法夫、前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查默斯·约翰逊、前军方官员詹姆斯·班福德等；但更多的评论与报道，则让人不仅啼笑皆非，甚至还要为它们悲哀。
例如，右翼智库拉尔夫·科萨表示：“中国声称保卫国家主权，岂可登上美国主权的飞机并私用它的敏感装备？这岂是好的待人之道？中国有些人长期指责美国的冷战心态，而它所做的证实了这种心态。”他在说些什么啊！毫无疑问，对读者而言，美国主权、敏感装备等字眼一旦出现，文章即达到了目的。
再例如，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埃勒曼及佩因如此说道：“中国以为在南中国海的外交胜利，可以提高它已消失的权威。”他的逻辑和“误炸”事件时许多人相同，任何人只要反美，就必然是受政府唆使与操作。不反美才是正常，反美即是民族主义。
美国要独霸世界海洋
而资深的保守派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更离谱：“在军机碰撞后，中方发表了好战声明，目的在将它的疆界扩延到海岸很远之外，它宣称美国违背了海洋法公约，而这个公约乃是民主党卡特时代的产物，它几乎将海洋资源的所有权交给了一个声称代表全人类的联合国机构，我们之中的有些人嘲笑该公约伤害到了自由企业精神，……而里根总统救了我们，他拒绝签署该公约。我们以习惯相信自由通过之权。美国不是这种社会主义目标的法案的签署国。我们没有必要理会他们的怒吼。”联合国为了规范海洋秩序，而制订了海洋法公约。美国自恃力强，要把别人的海洋都变成它的海洋，因而它认为海洋法公约是“社会主义目标”。由于不签署公约，当然没有遵照海洋秩序的义务，当然也就没有入侵或不入侵的问题。这是什么论调，公开的耍流氓嘛！
又例如，这也是一个知名保守派作者汤姆斯·弗里德曼的说辞：“中国为了相撞事件、一名飞行员之死，要求美国道歉。好啊，我认为中国是对的。我们应该道歉。我们还应该为一年进口400亿美元中国货品而道歉。我们也应该为美国公司是中国最大投资者、促成中国经济起飞而道歉。我们也应为每年超过54000名中国学生留美，乃是最多的一国而道歉。我们也应为美国对台军售的节制而道歉。”
上述这种论点多如牛毛。多年前，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戴维·布尔纳及美国天主教大学教授汤姆斯·韦斯特在《专栏右派：为国家主义服务的保守派新闻工作者》一书里，即以蔑视的态度指责右派专栏作者。他指出，要作为一个自由派，为了让自己的进步观点能够说服别人，即须严格的研究，但专栏右派则否。
“他们的研究都只在于修辞术，而不是针对写作做纲领式的研究，他们针对各种与时俱变的现象，不论政治、外交和军事，都只是搞修辞，而不是促成纲领式的理解”。
自己必对别人必错
由两位教授的叙述，再回头核对前面这种类型的见解，或许即会发现，这些专栏意见除充斥口号式的美国修辞学外，可说毫无具体纲领式论证。因此，要当“专栏右派”，实在太廉价了。他们只需根据既定的“刻板印象”或“陈腔滥调”重复即可。各式各样的歪缠，不知所云的推理，东拉西扯的比喻，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自己永远正确，而别人必错。
稍早前，普利策奖得主、加州伯克利大学新闻研究所教授本·巴格迪奇安在《媒体垄断》一书里，特别提到一个他始终念兹在兹的问题，那就是在麦卡锡主义的时代，流氓爱国主义当道，不断的罗织与迫害，却无人质疑。巴格迪奇安教授指出，那是一种媒体的“被造的偏见”所致，它使媒体在爱国主义的召唤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迫害者的同谋。
而媒体不再独立自主，反而成为同谋，这乃是巴格迪奇安教授最关心的课题。同样的，乃是当代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也在《制造同意》一书里得到相同结论。他们都发现，60年代由于媒体的确首次随着时代变化，而成了进步媒介。于是，70年代以后，美国政商阶级对媒体的垄断快速展开。例如，媒体数量快速减少，而集中度则快速增加。20家公司即控制了一半份数的报纸，20家公司控制了杂志广告一半收入，3家公司控制了电视，10家公司控制了电台，11家公司控制了出版。而这些公司之间又彼此股权交换，一个媒体垄断的新阶段已开始。媒体发挥高度批判自主性的时代告终。
（M、N）
而更重要的，乃是前麻省理工学院及哈佛大学教授萨洛玛在遗作《恶兆政治家：新保守派的迷宫》里的发掘与探讨。他指出，近代是美国右派快速集团化的时代，保守派的智库、基金会、政治组织、教会、国会、共和党、媒体、利益法律公司、校园等，已变得日益紧密。它们好战、心态法西斯、不择手段、自鸣正义，在爱国主义下无所不为。萨洛玛教授认为这是美国的“恶兆政治学”。由过去这段时间以来的美国政治，的确已看到这种恶兆的胎动。中美军机擦撞，美国媒体各种好战言论与狡辩之词盛行，媒体的确高度发挥了共谋者的功能。由军机事件里美国媒体与“专栏右派”的表现，更可理解到李文和当时所受压力。
而今，军机事件终于在各让半步的理性与善意里解决了。媒体与“专栏右派”显然没有造成大家都后悔不及的结果，这是幸运。但在目前的结构下，它们不会因此而结束。将来再发生什么事情，谁知道这些媒体与“专栏右派”的煽风点火，会不会造成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