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技术：一道政治难题

人类基因组破译工作已经完成；与人类个体基因相关的专利已经颁发；克隆活动也开始从地下转为公开；一位美国教授和一名意大利医生3月份宣布了他们的克隆人计划。这些事情或多或少都是对自然的扭曲，集中在一起就会引起一系列影响世界各地政治的令人困惑的伦理问题
【英国《经济学家》4月14日一期文章】题：美国的下一场伦理战
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大多数国家，政界人物很少会被问及他们对于堕胎问题的看法。在美国，这个问题是试金石，双方对于相反的意见同样都难以容忍。现在，这个残酷激烈而又人人熟悉的战场由于基因政治的缘故而趋于扩大和混乱，而且是以惊人的速度。
1994年至今，美国种植了约3.5万亿株经过基因改良的植物。人类基因组破译工作已经完成。与人类个体基因相关的专利已经颁发。第一场控告公司利用基因信息歧视员工的诉讼案已经开始。
克隆也成了大新闻。美国人已经排起长长的队伍，等待将他们死去的心爱者的DNA冷冻起来（包括宠物和赛马，后者的价格是895美元再加上每年100美元的储存费用）。克隆人的活动开始从地下转向公开。一位美国教授和一名意大利医生3月份宣布了他们的克隆人计划。
对于所有这些计划，科学家往往小心仔细。他们有不同的时间表：例如干细胞研究已经开始，而对人的性格特征进行基因改良则是一项遥远的计划。纯生殖技术，如体外受精技术，与试图改变未来生物体性状的基因技术是有区别的。
基因技术带来伦理问题
但是，对于大多数不是科学家的人来说，这些事情似乎或多或少都是对自然的扭曲。这些问题合在一起就会引起一系列影响世界各地政治的令人困惑的伦理问题。
美国有可能是最重要的战场，原因有几个。第一，它拥有最先进的生物技术产业。第二，这些伦理问题中有一些同棘手的堕胎问题交织重叠。第三，不论是整形外科还是演奏莫扎特的音乐对子宫里的胎儿进行胎教，美国人总是对完美主义时尚趋之若鹜。第四，美国法律至上的文化使得在欧洲非常普遍的伦理问题在美国非常棘手。第五，美国的政界人物和管理者似乎完全没有做好迎接将要受到的冲击的准备。如果向华盛顿的大多数政治人物提及基因，他们就会认为你所谈论的是一个产业，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甚至那些参加华盛顿反堕胎游行的人对这些问题似乎也有点不那么肯定。当问到干细胞研究中使用胚胎这一问题时，密苏里州生存权利组织的两位女士似乎很反对。她们也不喜欢克隆，对转基因食品也有点担心。
到目前为止，对于基因研究的争论基本上是民间学术争论。大部分论点是由激情四溢的科学家提出的。对基因研究持怀疑态度者是不可能成为盟友的人的大杂烩：他们包括一些学术界的政治理论家、罗马天主教会、一些反对堕胎的狂热分子、反全球化阵营和一些行为不合常规的人。
基因政治刚刚起步
芝加哥大学伦理学家利昂·卡斯是“生物政治”刚刚起步的良好证明。第一，他找不出哪个国家级政界人物能理解这一学科。第二，经验告诉他，他所属的一派（他是怀疑论者的主要人物之一）必然要失败：因为他们“要同金钱作斗争，要同认为不应阻止他人做事的一般自由主义偏见作斗争，在许多情况下，还要同每个人心中对死亡情有可原的恐惧感作斗争”。
一般来说，国会几乎完全不插手生产婴儿技术。全国生物伦理学咨询委员会虽然向总统提供建议，但美国没有像英国的人工受精和胚胎学管理局那样的正式监督机构。虽然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能对某种器械或药物是否安全作出裁决，但对于使用它有什么伦理影响不作明确说明。
明尼苏达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杰弗里·卡恩指出政治和法律往往反作用于科学，而不能指导科学。自我调控也很少引发灾难。但是这种放任自流的作法能持续多久？不论在基因问题的各种观点中你站在哪一边，目前不进行辩论的状态有可能带来政治上的灾难。首先，因为这种生死问题必须进行辩论，其次，因为美国人也许对任凭科学家天马行空感到担忧。
这种基本上属于学术的辩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显的左右之分。在基因问题上，反堕胎运动的真正敌人不是女权主义者，而是商务部。
正如你可能料到的那样，唯一真正冲击到国会山的生物技术问题是一个与堕胎相关的问题：干细胞研究。国会禁止联邦政府经费用于干细胞研究。堕胎问题的辩论还影响到出生前是否要进行基因检查的争论。这种胎儿基因选择在英国是非法的。但在美国，这甚至不在管理者考虑的问题之列，因为不涉及政府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