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走向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

【纽约《美洲华侨日报》十一月六日报道】中国十月份召开了富有历史意义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颁布了城市经济改革的文件。这次改革无论是从深度和广度上都是新中国三十多年建国史上绝无仅有的。
为了协助广大读者较为理解这次改革的具体措施以及解答一些对改革政策所产生的疑虑，本报记者最近采访了一些海内外著名的经济专家和中国问题专家。著名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研究计划主任邹至庄博士说：中国的改革规模虽大，但基础已一步步打好了。他认为中国每一次要改革时。做得非常快。他说，“这不容易，你看五、六年前的制度跟现在比较，已改革那么多了”。
他认为，中国政府如果能控制住货币数量，就不可能有通货膨胀。他说，“购买力从何而来呢？没有钱就不可能把物价抬上去。物价是货品跟货币的交换。货币量越多，货币价格越低，其他货品价格越高”。
邹教授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取决于以下因素：第一，市场是否大得可以容纳多数企业的产品，是否可为多数企业提供所需资材。第二，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工人是否有充分的物质刺激来最有效地生产最佳的产品。如果多数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将能对此提供最佳解答。第三，劳工、土地及资本设备，在用于工业生产时，是否能给予适当的经济价值。密歇根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奥克森伯格就中共“三中全会”发布的城市改革文件表达了他的看法。
奥氏说，这次改革的意义是相当重大的，但这并不令人惊奇，因为七八年以来的农业和工业改革早已指出这个方向了。最近的改革文件是要进一步巩固中国政府已取得的进步，并表示出中国领导要实行深入改革的愿望和决心。
奥氏说，阻碍中国经济发展或改革的因素主要有两种：其一是与中国国家基本性质有关的因素，象众多的人口、现有的技术水平、国家的规模以及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其二是仿效苏联经济体制所造成的低效率，其中包括对管理人员和工人赏罚不明、价格不反映供求关系、结算体制无法促进对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长期计划体制中所存在的不灵活特征。这些都是在改革中要排除的弊端，这也就是改革的必要性。
奥氏说，大胆改革的条件经常是在改革过程之中产生的，所以中国领导的决心就在改革中创造条件，加速今后改革的进程。
奥氏还说，在成功中产生的问题与在失败中所产生的问题是有区别的。中国领导目前所面临的很多问题是他们成功的结果。
奥氏最后在谈及中国城市改革的前景时说，中国领导将进行全面改革计划中最为困难的一节，但他们正以巨大的决心、谨慎的态度和一种务实求稳的方式对待这个问题。改革会出现困难，甚至会出现一定的混乱，但是“我自己认为，从全局来讲，中国正走向取得高速经济发展的道路。”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伯恩斯坦认为，中国的这次改革已远远超出东欧及苏联各国近三十年来各次改革的规模。
伯恩斯坦教授说，这次改革对于中国今后发展的方向做出了大胆的尝试，给人留下颇深的印象，说明中国领导对改革的愿望和决心。实际上，这次改革不是出自偶然，而是两次改革高峰的延续。
伯恩斯坦教授认为，作为一个指导方向的文件，作为一个改变中国政府、中国党和中国人发展经济态度的一个文件，它的重要性是具有极为深远意义的。但作为一个具体政策来讲，那就要看中国政府是否能把价格改革贯彻下去，是否能取消补贴城市产品的政策，是否能结束长期以来的低效率局面，也就是说，国家拥有的低效率企业应该关门。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极少数的几个国家在改革中做到了这点。
伯恩斯坦教授还说，从一方面来说，这个文件显然是中国近年改革进程中的里程碑，从另一面讲，这个文件也使人产生何时以及怎样改革的问题。
伯恩斯坦教授说，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各种企业众多，工作人员以百万计。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以中央政府管理全局，即使有受过训练的管理人员和先进的设备，也是相当困难的。所以，把权力下放给企业还是有道理的。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已产生了很大的问题，阻碍了该国的经济发展。
伯恩斯坦教授还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真正能做到让企业自负盈亏并非易事。匈牙利一位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一种根本的特点，即不愿让国营企业破产，如果这些企业发生亏损，国家最终还是会把这些企业保出来的。这就要看中国政府是否真有决心彻底改变经济结构了。
伯恩斯坦教授说，“我不是一名预言家，但我还是持乐观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