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侦察员露特（上）

【编者按】四十年前，苏联国际情报员里哈德·左尔格（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弗·里德里希·左尔格的孙子）同他的合作者日本作家尾崎秀实一起在东京被处决。左尔格的女助手露特·维尔纳迄今健在，不久前她讲述了二次大战期间她在中国、波兰和瑞士的情报活动。现据苏联《红星报》刊登的文章编译如下：一、上海
里哈德·左尔格化名拉姆扎伊，露特化名索尼娅。她在中国、波兰和瑞士活动时一直使用这个化名。
早在二十年代，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露特还是一个年青的柏林姑娘时，就同情苏联，参加过柏林工人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游行。
她第一次会见左尔格是一九三○年夏季在上海，当时她跟她丈夫、建筑师罗尔夫·维尔纳从德国到上海谋生。
一天傍晚，维尔纳夫妇寓所的门开了，进来一位高个儿的男子，，一张开朗的脸上已经有几道深深的皱纹，浓密的卷发下有一对漂亮的蓝眼睛。这就是左尔格，他对露特讲了情报工作的责任和危险，并说现在回绝还来得及。露特考虑了一会儿，坚持要参加这项危险而光荣的工作。
左尔格跟露特详细地讨论如何在露特的房间里安排同左尔格需要见的人会面。她只要提供房间，无须参与谈话。
头一次会面顺利完成。当时维尔纳夫妇并无自己的寓所，而是住在同乡——一家德国康采恩的代表家里。虽说同乡对他们很友好，但地下工作需要绝对保密，无论丈夫、房东，还是仆人都不应知道来找她的人是谁，是什么事。稍一疏忽，就会招致杀身之祸。上海的巡捕房是以残忍出名的。间谍嫌疑犯往往被毒打至死，枭首示众。
好在露特的点子层出不穷。楼下有时举行酒会，露特招待远行归来的朋
友，有时灯红酒绿，人群双双起舞，而左尔格却在二层会见同志。但是时间一长，露特觉得这样容易引起旁人怀疑。她在跟一位美国商人的妻子聊天时偶然得到了启发。后者说起：“一次我和丈夫到上海郊区玩，一个农民听说我丈夫在上海住了三十年只会讲三句中国话就说：‘十年学一句中国话！’中国话是难学。”
对，学中文！在丈夫和亲朋的鼓励下，露特就坐下来学中文了。左尔格需要的人以中文教员的身份到露特这儿来，有的公开露面，有的则看信号，在夜幕掩护下前来。在这些人中有苏联红军政委、通晓六国语言的保罗，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与左尔格一起在东京被害的日本作家尾崎秀实，西班牙内战英雄克莱伯将军……露特还记得有一位年青漂亮的中国姑娘，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将军，因为她嫁给了工人而把她赶出家门……
一天，左尔格突然来电话：“再见，我要离开这儿了。记住，这仅仅是开始，你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要时刻警惕。”
后来，当露特被召到莫斯科时，中央告诉她，左尔格对她评价极高。两年来，左尔格在露特的房间里进行了无数次接头。
在维尔纳夫妇的衣柜里，他的备用电台装在小皮箱内藏了两年，许多中国爱国者和外国革命者在露特房间里躲过了敌人的搜捕。露特还主动帮他了解和分析舆论。二、沈阳
露特乘了三星期火车，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回上海。今后的工作是报务员。
露特是跟一个老练的侦察员恩斯特一起从莫斯科回中国的，后者是这个二人小组的领导。她要跟留在上海的丈夫暂别，带了小儿子到沈阳，在日本人占领下的满洲工作。
她和恩斯特住在沈阳的大和旅社，房费不贵。他们的身份是上海一家兼营打字机的小书店的商务代表，不可能住豪华旅馆。他们刚进旅社，就被便衣盯上了。在进城办事前，他们故意漫不经心地把名片、证件和商品说明书放在客房内显眼的地方：天很热，省得可怜的密探满头大汗地乱找。
露特在心里这样说：“你好啊，中国！喜的是又见到你了，悲的是你比过去更满目疮痍。”她原以为上海滩已是贫穷的极限，谁想到日本人占领下的沈阳更可怕。她不止一次地想起情报中心领导人对她的嘱托：“中国人处于苦难中，他们是我们的兄弟，我们应当象兄弟那样帮助他们。”
对，要帮助那些在地下进行斗争的人，帮助缺乏经验、缺少武器的抗日游击队。
恩斯特和她带去的电台就是中国爱国者同苏联朋友的联络工具，是由点和线搭成的桥。
露特每局两次通过中继站往中心发报。如果不巧干扰严重，往往要重发好几次，这样就会冒更大的风险，日本人的探向仪时刻在“猎取”电台。
敌军团部被炸、军列出轨、火车站上敌军被歼……中国游击队越战越勇。
不久，中央电示恩斯特和露特：“速离沈阳去北京……”
新的征途，新的任务……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