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报说战后出生的青年一代价值观念已发生变化

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十月九日刊登了厄尔·福尔撰写的一篇文章，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青年一代的价值观念的变化。
文章说，在六十年代，年轻的红卫兵把中国搞得翻天覆地的同时，美国和西欧出现学潮，甚至莫斯科也受到留长发的“流氓风气”一点干扰。任何不带偏见地研究这些情况的人都不会说它们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的抗议者把教室拥挤、污染、越战以及因循守旧的社会作为造反的原因。虽然有关的统计数字主要是美国的，但是产生的影响却很广。它不仅是美国的紧士裤、日本的音响系统和英国的摇摆乐团的问题。比文化传播这种五光十色的表面现象重要得多的是，对工作、家庭、参加民主政体、进取精神、宗教、科学和教育的态度。
要说日本、德国和美国的青年突然在所有这些文明的基本支柱上采取了同样的态度，那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在八十年代头五年，在多数工业民主国家，态度看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代人中动不动抗议或同制度对抗的人已经减少。对工作、提高业务、教育、选举以及家务事采取严肃态度的人增加了。
八十年代初席卷全世界的经济衰退对这种变化起了重要作用。抛弃比较明显的毫无意义的时髦运动也是一个原因，这些运动总的是强调反对知识
——反科学、神秘论、玄学、退学、倾向于通过毫无结果的抗议同假想的邪恶作斗争。
这种变化的明显表现有：在德国和英国去年秋天按计划部署导弹以后，反对欧洲导弹的集会少了；德国的绿党取得一些选举力量以后，内部发生分裂。民意测验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变化，表明人们认为西欧需要加强进取精神。
作者认为，要使价值观念长期巩固下去，必须解决几个破坏性因素。欧洲失业比美国和日本严重，是一个威胁。这个问题促使数百万新毕业生对教育、工作、竞争和建立新工业采取比较严肃的态度。但是这个问题如果迟迟不得解决，那也可能使青年的态度发生变化。
除此之外还需要一种全面的目标感。一些专家认为，贸易竞争、发明落后和失业可能使现在走上工作岗位的一代人具有目标感。在日本，目标问题有很大差别。日本的计划者意识到日本经济需要有锐利的发明之刃，就设法调整教育系统，以激励比较富于创造性的思考，在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同时培养出较多的纯科学家。
（任美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