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开放与国家安全孰轻孰重

  科技开放与国家安全孰轻孰重   美专家认为限制科技交流得不偿失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3—4月号文章】题：科技开放极为重要　副题：对全球科学合作的新限制危及美国技术优势（作者　前总统克林顿的科技助手、现詹姆斯·贝克政府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尔·莱恩）限制更加严格
一位在美国大学留学的外国研究生研究出一种用于火箭的新型混合燃料。美国一家公司想出资作进一步试验，但是提出一个条件：除非这所大学得到出口许可，否则不能进行讨论。这类事情一次次在不同的场合下反复出现，体现了美国面对的两个互相冲突的目标：如何在加深与国际科学界合作的同时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而国际合作对美国的繁荣和安全都是必要的。
平衡这两个目标是由来已久的事情，只是从冷战结束以来变得更加迫切。但是，在李文和间谍案这类事件的推动下，美国国会要求更加严格地控制寻求与美国科学家接触、得到美国技术和使用美国设备的外国研究人员。这种做法可能使开放与安全控制之间的平衡朝着错误的方向倾斜。除非新政府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减少对国际交流的障碍，否则美国重要的科技领域将遭受重大损失。
尽管今天的安全环境与超级大国争斗时代的形势大不相同，但那时科学交流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问题与现在一样关系重大。1981年，美国五所有影响的大学的校长给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商务部长写信，警告拟议中的一系列对研究成果交流的限制（特别是对先进的微电子研究）会给美国科技造成损失。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发布第189号国家安全决定指令主要是考虑到对这些的担心。总统指令说：“应最大限度地保持基础研究成果的自由交流。”因此，在冷战最激烈的时候，一个非常注意防止对手侵蚀美国技术优势的政府断定，思想的自由交流极其重要，值得为此而冒美国对手可能也得到一些优势的风险。
与冷战时期相比，今天对基础研究的控制更不合适。当时美国控制技术是为了赢得时间，保持美国的领先地位，防止对手利用最新技术发展的成果。今天的任务不同：目标不是防止竞争者达到美国目前的标准。最重要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防止伊拉克和朝鲜这类令人担心的国家达到我们1945年或1960年的水平。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采取控制基础研究交流的做法更不合适。同时，科技的迅猛创新、一个地区的思想刺激另一个地区的快速进步以及信息革命在全球扩散的力量使对外开放成为美国科技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毕竟美国并非在所有技术领域都领先。
科学研究开放与为了国家安全而控制之间的斗争在卫星研究方面特别明显。所有卫星都受到美国有关军火出口的国际军火交易条例的限制。虽然这个条例并不限制报告基础研究成果，但它管制不保密的设计、手稿、以卫星为基础的研究所需要的卫星和推进技术的利用。交流协作是出路
过去两年，一些事件促使政府加强了卫星出口控制条例，特别是对用于通信和科学研究的卫星。结果，按国际军火交易条例进行的审批过程拖延，阻碍了与外国研究小组的合作，放慢了一些国际项目，如下一代哈勃太空望远镜和未来的伽马射线望远镜。另外，这个条例的限制使进行太空研究的大学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因为它要求大学在卫星生产商向外国学生和教员提供必要的非保密信息前先得到许可。
条例还损害了大得多的商业市场。在加强对美国卫星出口控制前，美国卫星业得到世界70%的通信卫星合同。今天美国的出口控制太严，外国客户避开美国制造商，不再使用美国的零部件。美国的市场份额现在只占约40%，并且还在缩小；业务的增加无疑有助于外国提供者掌握美国试图保护的技术。
科技开放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平衡在美国能源部的核武器实验所也受到考验。有关中国间谍和保安措施不严的耸人听闻的说法、媒体的炒作以及国会的行动引出了20多项新的措施，包括增加测谎和加强对访问的限制。
外部敌人可能怎样攻击美国的国家安全技术基础？特别阴险的对手可能试图打掉美国实验所的士气，以新的管制束缚他们，把他们与国际社会隔离，拉走他们最有经验、最有知识的人员，使他们得不到有才华的新人。想一想我们到头来可能对自己做这种事，这会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一些。决策者必须学会全面考虑安全。一些条例在一个时候看上去可能颇有道理，全面地看，它们可能自拆台脚。
以技术为基础的新威胁，如网络袭击和生物恐怖活动，增加了要求进一步限制科学交流的压力，但是世界各地都在发明和创新。开放科学交流对美国的好处远远多于损失。认为我们应该在实验所和我们国家四周高筑围墙的观点是试图回到冷战时期某种想象中的隔离状态，实际上这种隔离从不存在，至少在科学方面不存在。通过与科学家合作，布什政府有可能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确保科学合作与安全控制的适当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