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决非同性恋者

  他决非同性恋者
  —心理学专家为柴可夫斯基正名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2月13日文章】题：柴可夫斯基并非同性恋！（作者　卡连·马尔卡良）
亚尼斯·扎利季斯是拉脱维亚最负盛名的心理学家和性学家，从事心理学研究44载，著述颇丰。
选择柴可夫斯基作为研究对象并非偶然。早在扎利季斯幼年时代，这位俄罗斯音乐巨匠的不朽之作就对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在对患者进行心理治疗时，扎利季斯也时常播放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经过多年来对作曲家作品及生平的研究，他得出结论：关于柴可夫斯基是同性恋者的传闻尽管甚嚣尘上，但却纯属无稽之谈。音乐即是一切
扎利季斯认为，柴可夫斯基将一生都献给了他所挚爱的音乐事业，他将自己对性的渴求升华为音乐创作的巨大动力。音乐就是他的生命。在谱曲过程中，他所受到的心灵撞击、他的生理体验与坠入爱河中人的感受是可以等同的。这种“移情”之法一直是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吸引了众多有志于此的学者。这种方法能够帮助患者从一些诸如酗酒、嗜烟、吸毒等不良习惯中解脱出来。
扎利季斯认为柴可夫斯基也是如此。从孩提时代起，他就中了音乐的“魔法”，音乐成为他一生的最爱。
4岁那年，柴可夫斯基以大姐萨莎的剧本《妈妈在圣彼得堡》为素材，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音乐剧。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温柔善良，对子女关怀备至，在柴可夫斯基的潜意识中，母亲是完美女性的化身。这部献给母亲的音乐作品表明，柴可夫斯基对女性的感觉是极其正常和健康的。而在同性恋者家庭中，母亲通常不苟言笑、性格冷漠，孩子会在潜意识中将她视为男性。这样的母亲对孩子管教非常严格，容易使幼子产生同性恋倾向。
音乐牢牢地占据了柴可夫斯基的心。有时他甚至抱怨乐曲一直在他脑海中回响，令他无法安宁。
扎利季斯说：“青少年时代的柴可夫斯基感受到了音乐最真实的魅力，他经常夜不能寐，偷偷跑到家中的钢琴前。创作在他的生活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位置，以至于他心无旁骛，无暇与女性交往或是参加各种娱乐社交活动。他不喜欢外出做客，也懒于接待客人，45岁以前，柴可夫斯基甚至不愿意指挥乐队演奏自己的作品。由此看来，他好像有些性冷淡。但他在自己的许多作品中都反映了其内心对女性所怀有的爱怜、敬仰与崇拜。”钟情法国女子
在丧父或丧母后，长子或长女会因为抚养年幼弟妹而牺牲个人幸福，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柴可夫斯基并非因此而失去了个人幸福，他本可以拥有非常幸福的家庭生活。在他28岁那年，法国著名女歌唱家阿尔托到莫斯科巡回演出。两人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一个是作曲天才，一位是歌坛明星，两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然而，阿尔托后来在波兰演出期间竟出人意料地嫁给他人。
柴可夫斯基的母亲也是法国人。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因为浪漫多才的法国女子正好与他潜意识中理想妇人的化身相契合？扎利季斯教授认为，正是由于这段难忘的感情经历，在1877年娶了年轻的女钢琴家米柳科娃后不久，他们的婚姻就亮起了红灯。
扎利季斯最早是从其外祖母那里知道柴可夫斯基的。老人曾在柴可夫斯基位于克林的住所里当过女佣，对作曲家的生活极为熟悉，非常喜欢吟唱他谱写的曲子。闲暇时，她总是向外孙娓娓讲述作曲家的生平。而扎利季斯的外祖父是砌炉匠，也曾到柴可夫斯基府上做过工。扎利季斯认为，如果柴可夫斯基家中另有隐情，两位老人一定会告诉他。谣言不攻自破
早在医学院就读时，扎利季斯就开始研究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与生平，就是那时他从“美国之音”电台的广播中听到了柴可夫斯基是同性恋的说法。当时，美国国内为同性恋者正名的浪潮正如火如荼。
70年代末，这一观点被再度提及。当时，不少苏联文艺家移民美国，他们的说法是，柴可夫斯基由于害怕同性恋丑闻被媒体曝光，便以自杀结束了多舛的一生。但这一切都是传闻，并无可靠的事实依据。作曲家的生前好友和亲属都认定他于1893年死于霍乱。
无论《睡美人》还是《天鹅湖》，柴可夫斯基流传后世的所有作品中都没有同性恋的暗示。而最初被他定名为《我的一生》的第六交响曲正是他音乐人生的真实写照。在安慰经受失去亲友之痛的病人时，扎利季斯经常播放这一交响曲的最后乐章。它能够帮助人们从悲痛中解脱出来，能让人产生振奋的力量，这足以说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