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找回我自己”

“重新找回我自己”
【法国《世界报》2月3日文章】题：一个德国女人的历程：从恐怖分子到热爱和平的人昔日加盟“红色军团”
在这个刮风的清晨，西尔克·迈尔—维特起得很早。她驾驶着三菱货车前往科索沃布雷佐维察一个偏僻的山村。她同另一位社会工作者一起，给一群想重建新生活的塞尔维亚妇女带去了一些缝纫机。在经过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一个检查哨所时，她说∶“对我而言，这是一个了解塞尔维亚社会的机会。那里的妇女如同生活在监狱里。”
欧洲南部的道路蜿蜒曲折。西尔克今天是作为心理医生，去减轻人们的精神创伤，帮助消除冲突的。但是在1974年，她曲折的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出行却是使别人遭受创伤并引发冲突。那时，她从希腊度假回来，得知西德恐怖组织——“红色军团”的一名成员霍尔格·迈因斯已绝食死于狱中。她说∶“霍尔格·迈因斯绝食的时候，我却在希腊逍遥自在，这使我产生了罪恶感，并因此感到羞愧。”
几年后，印有西尔克·迈尔—维特照片的通缉令张贴在欧洲的银行和邮局里。通缉令说，她身高1·71米，蓝色眼睛。她在“红色军团”内部主要担负侦察任务。她在进行跑步锻炼时，经常从西德前外交部长根舍家的门前慢跑经过。她此举的好处是，一旦反资本主义战斗小组决定采取袭击行动，她就会被认为是根舍的邻居而不受到当局的怀疑。她曾溜进波恩的美国街区，研究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某些目标发起袭击的可能性。1979年，她协助策划了持械抢劫苏黎世一家银行的行动。但她受到的主要指控是，在1977年绑架德国雇主联盟主席汉斯—梅尔廷·施莱尔的行动中，她参与了后勤工作。汉斯—梅尔廷·施莱尔后来被枪杀了，他是“红色军团”20年内杀害的30多名遇害者之一。如今投身和平使命
现在，西尔克已经是50岁的人了，头发白了，黑眼圈也更黑了。她的转变历程——从一个通缉犯到一名科索沃精神创伤医疗站成员——说明了战后德国的变化历程：整个一代人曾滑向混乱和社会暴力的深渊；在柏林墙倒塌和国家恢复统一时，人们表现出一种不可抑制的赎罪愿望；现在，人们想通过争取欧洲统一和维护世界和平表现出一种和解与救世的渴望。
西尔克是她这一代许多人所走过的曲折道路的极端例子。德国《明星》画刊最近刊登了外交部长菲舍尔30年前在一次游行示威中殴打一名警察的照片。现年52岁的菲舍尔承认在越南战争时期参加游行示威遭到警察镇压时，曾投掷石块。但他肯定地说自己是反对恐怖主义的。
西尔克比当时她的同胞们走得都远。作为“红色军团”的成员，她曾同西德作斗争。现在她在科索沃帮助清除最近的巴尔干战争留在人们心中的“地雷”，这些“地雷”对西尔克震动很大。这位德国社会工作者，前党卫军士兵的女儿，试图使前纳粹占领过的地区恢复和平与和解。质问父亲纳粹罪行
童年的一天，她和姐姐溜进家中的顶楼，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箱子。这个箱子是父亲藏起来的。她们的父亲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曾外出打仗，回来时都带着希特勒时期与他们个人有关的秘密。姐妹俩打开了箱子。西尔克回忆说，那里面有父亲的战争记忆：一些证件、士兵的照片和一把匕首。她拿起匕首看了看，然后又放了回去。
几年以后，与同龄人一样，西尔克从课本上了解了纳粹及其罪行。她想起了父亲的匕首，心里想着纳粹的罪行是否也是她父亲的罪行这个问题：“我思忖着，如果600万人被杀了，我一定会做些事情来反对这种行为。我坚信我一定会这样做。”于是她质问父亲：“你不可能不知道。你做了些什么？”她父亲生硬地回答说：“你怎么会说这种蠢话？”她非常生气，两个星期未同父亲讲话。
这是不少西德家庭那个时期都遇到过的情景。战后的重建和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奇迹使繁荣宁静的气氛掩盖了战争的创伤。过去军人的孩子们先是反对父母，接着又反对西德社会。在冷战时期的军事对抗和武装冲突的升级中，他们看到，“新法西斯主义”的现象出现了。因受通缉藏身东德
1969年，西尔克·迈尔—维特进入汉堡大学学习心理学。但是，她将更多的时间用于擅占弃房和建立幼儿园。1973年，她进入一个后来成为“红色军团”招募中心的组织。“红色军团”当时也叫“巴德尔—迈因霍夫帮”（这一名称源于该组织的两个创建者的姓）。在反酷刑委员会，西尔克反对强加给“红色军团”成员的拘留条件和权利剥夺。从那时开始，她不再去上课。她的朋友们相继躲藏起来，只有在“红色军团”恐怖分子采取暴力行动时才出现。于是她意识到，她不久也将转入地下活动。
1977年，“红色军团”发怒了。它绑架人质并进行了一些暗杀活动，想以此使被捕成员获释，但未能如愿。同年春天，在“红色军团”打死西德联邦检察官西格弗里德·布巴克及其司机的那天，西尔克烧毁了自己的证件，然后跳上一列开往阿姆斯特丹的火车，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餐馆里重新加入了“红色军团”的一个小组。她不是该小组的核心成员，却担负着地下活动基础工作的重任：伪造护照，租车租房以供将来采取行动时使用，侦察和辨认潜在的打击目标。她腰间别着一支子弹上膛的手枪，随时准备射击。
1977年9月，在“红色军团”绑架施莱尔并杀害其贴身保镖时，西尔克已是“红色军团”的“联络员”。她将该“红色军团”小组的领导核心的信转交给了政府，在一个公用电话亭宣读了“红色军团”的公报，然后就乘夜色坐火车逃走。今天，她说她以前从未对导致“红色军团”杀人的罪恶意识形态提出过质疑。像她父亲那一代的大多数德国人一样，她没有怀疑当时的信条，而只是遵循它。现在她承认：“我太软弱了，以至不能说‘不’。当时说‘不’要比继续陷得更深难得多。”
直到1979年，她一直是一名忠实的战士。但是，从也门的一个训练营回来后，她开始产生了怀疑。“红色军团”在分化，好几个领导人在监狱里自杀，有些任务在执行中变成了流血的枪战，一些无辜者被杀。一天早上，一名瑞士妇女在购物时被“红色军团”抢劫苏黎世银行所射出的流弹打死了。一些“红色军团”成员认为，是停止行动的时候了。于是，西尔克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她说：“红色军团伤害了很多人，它认为造成这些伤害是出于政治理由，但那些政治理由是站不住脚的。”1980年，“红色军团”想疏远西尔克并把她和其他一些动摇了信心的成员很好地监控起来。在东德秘密警察的帮助下，西尔克被安排到了“铁幕”的另一边。于是她更名改姓并以护士身份生活在死气沉沉的东德。但在1985年，东德人获悉，西德到处贴满的通缉照片已使她暴露了，于是西尔克被迫接受了一次整容手术，又改名为西尔维娅·拜尔，生活在新勃兰登堡，想在那里过一种新的生活。两德统一被捕入狱
1989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她知道自己迟早会被重新发现。一个新近去过西德的东德人从通缉令上认出了她。她被捕了。但她几乎是为被捕感到了一种宽慰。她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回头的机会，一个重新开始生活的机会。”
1991年8月，西尔克·迈尔—维特出庭受审，罪名是谋杀罪和谋杀帮凶罪。她在辩护中承认了对自己的行为应负的责任，表示了内疚与悔恨。但她也肯定地说自己从未开过枪。法院判处她10年监禁，她服了最低限度的5年徒刑。在使当局相信她已经抛弃了恐怖主义以后，她获得假释出狱。重新获得自由后，凭着手中的大学心理学毕业文凭（她是暴力预防专家）和所掌握的塔罗纸牌技术（此技术是一个同监人传授给她的），她开始了新的生活。
其间，“红色军团”也结束了武装斗争。但是，当西尔克申请从事教育年轻的轻罪犯人的工作时，却引发了关于以前的恐怖主义分子是否可以教育孩子的争论。她没有得到这份工作，只好寻找临时工作，最后发现了总部设在波恩的一个民间和平组织刊登的招聘广告。当时这个组织正在寻找专业人员以帮助科索沃的受到精神创伤的人们（其中多数是妇女）。
西尔克说：“这则小广告让我重新找回了自己。”但是，为这种工作提供资金的德国政府中的一些人感到害怕。他们担心的是，如果人们知道德国雇用了一个前恐怖主义分子，报纸将会就此大做文章。但政府中更多的人则表示支持西尔克·迈尔—维特。德国经济发展合作部国务秘书乌希·艾德说：“一个过去以为暴力可以改变世界而现在却知道此路行不通的人，最能说服其他人不使用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