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外交生涯

战火中的外交生涯
—乌干达政变亲历 中国前驻乌干达大使　金伯雄
从60年代到90年代，我以外交官的身份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度过了20多个年头，亲身经历或间接了解到无数次政变，其中感受最深的是在乌干达的那3年。
乌干达曾被欧洲人称为“非洲的明珠”，但自70年代初拳击运动员出身的军人伊迪·阿明政变上台后，乌干达变成了以战祸和混乱出名的非洲国家。1985年3月下旬，我奉命出使乌干达。当我抵达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时，这座城市已是战云密布。外部有反政府的游击队，前国防部长穆塞维尼领导着数万游击部队，已经坚持战斗了5年，离首都数十公里的西部农村地区已经是游击队的活动天地。内部，总统奥博特同其军队司令奥凯洛发生了严重的政见分歧，社会治安极度混乱。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时远时近的枪声以及飞驶而过的军车。每当夜幕降临，居民们就紧闭门户，不敢外出。一切外交宴请活动，都是在晚上8时以前匆忙结束。一些西方使节外出时经常有持枪的保镖陪同。我到任后不久，就陆续听到关于可能发生动乱的种种传闻和猜测。果不其然，在其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个多事的国家就接连发生了两次战乱和政权更迭。使馆区成为攻击目标
1985年的6月间，以乌干达总统奥博特和他的支持者———军队参谋长为一方，同以军队司令奥凯洛及其北方部族的支持者为另一方，双方在如何对待前国防部长穆塞维尼所领导的游击队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前者主张继续镇压，寻求军事解决；后者主张从现实出发，通过和谈解决。双方争执不下，又各怀戒心。7月8日凌晨，军队参谋长先发制人，对主和派的军官采取了行动。于是大批主和派、北方部族的军官纷纷逃亡北方。不久，军队司令奥凯洛也被迫潜往北方，据地对抗，密谋推翻奥博特政府。
7月27日早晨，坎帕拉像往常一样，闹市区车来人往。当天的报纸还以醒目的标题刊登了全国5个旅的军事首长致电总统表示效忠的消息。上午10时许，一位消息灵通的西方外交官前来我馆，告诉我们说：清晨得悉，北方政变部队已攻占首都以北第一重镇马辛迪，正向首都逼近。我们查看了地图，算起来马辛迪离首都也还有100多公里。但没有料到的是，只有几小时的功夫，这些部队就已经兵临城下了。
11时许，我们发现一股狂奔乱跑的车流从市中心冲出来。在坎帕拉中心大街的西端，突然飞速驶来数十辆载有荷枪实弹士兵的军车，横冲直撞。士兵们鸣枪示警，要大街上的行人和车辆迅速避开。这时，人们如梦初醒，四散奔逃。当时我们使馆有一位外交官正在市中心办事，遭逢了这一惊险场面。他机智地随着四散的车流，跑到比较安全的郊外，并就近借用警察所的电话向使馆报告了当时市区发生的情况。
政变部队的突然袭击，出乎政府守城部队的意料。政府军被打得晕头转向，交火不到24小时就全线崩溃。奥博特总统早有预感，已在政变前一天以亲自赴坦桑尼亚求援为名，匆匆忙忙地离开自己的国家，再度流亡他乡。以司令奥凯洛为首的军政府登上了舞台。
我们使馆位于坎帕拉北郊的科洛洛山上。副总统、部长和一些高级军官住在这里，所以这个地区自然也成为政变部队攻击的一个目标。当双方军队交火时，枪弹和炮弹不断地打到我们使馆楼上和院内，使馆同志们早已有所准备，迅速进入了预定的安全地点隐藏起来。那地方可以防弹、防塌，但比较阴暗潮湿。第二天，战事结束后，我们出来查看情况时发现，馆舍有一处房顶、几处墙壁被打了几个洞，有些玻璃窗被枪弹打穿或震碎，但侥幸无重大损失。后来又发现，在使馆院墙外有两具士兵尸体，无人掩埋，最后只得由我们出钱找人把尸体运走。不同寻常的约见
这次事变后不久，我们又面临一次新的战火考验。
穆塞维尼及其全国抵抗运动所领导的游击队，在此期间更加发展壮大了，并且和新上台的军事政权形成对峙。这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武装力量，有较雄厚的群众基础。他们一方面同奥凯洛政权在肯尼亚的内罗毕进行谈判，另一方面积极部署军事力量，逐步向首都坎帕拉进逼。1986年初，全国抵抗运动的部队已进抵城郊二三十公里的地方。夜深人静时，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到断断续续的枪炮声。
正在局势扑朔迷离之际，我国的两位外交信使于1月22日上午抵达坎帕拉。他们刚在使馆安顿下来，首都的局势就急转直下：当天上午市内又发生骚乱，晚上游击队则发起了新的攻势。23日整个白天，交战的枪声响彻耳畔，设在离我们使馆仅500多米的政府炮兵阵地不停地向郊外发射炮弹，把我们的门窗玻璃震得哗哗响。我国信使原定于24日乘肯尼亚航空公司的班机去内罗毕。这个航班还能如期飞行吗？我们向坎帕拉和内罗毕两地的机场和航空公司询问，但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谁也无法预料明天的坎帕拉将是什么局面。为了确保信使的安全和行程不间断，我们决定从陆路护送他们去内罗毕。从当时乌干达的战争态势看，坎帕拉以东到乌肯边界200多公里的地段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24日早上能不能安全出城呢？这是我们23日晚上研究信使行车方案时最为担心的事。
研究完信使的行程后已经晚上10点多了，我回到住所，一边洗漱，一边收听当地电台的新闻广播。就在新闻节目结束时，广播员突然宣布，乌干达外交部长将于次日上午9时在国际会议中心紧急约见各国使节。外交部长约见各国大使，竟然通过这种很不礼貌的方式。而且，谁能确信使节们都能在这个时刻收到这则突如其来的通知？真是既意外又奇特！
24日清早，我从睡梦中被闷雷般的大炮声惊醒。炮声带来了新的忧虑。早饭后，我让政务参赞亲自开车去市区摸情况。传回来的消息令人鼓舞：市区大街小巷人车稀少，战场气氛不浓，出城向东的道路安全通畅！早饭后，我们按原定安排先把信使送走；出于安全考虑，我们护送信使的车队共有四辆车。
然后我提前驱车来到国际会议中心。往常戒备森严的国际会议中心这天大不相同。现场的警卫、岗哨和指挥车辆的警察都不见踪影，院内寂静无声，我们的车可以长驱直入。在会见厅入口处，只见乌干达外长孤身一人站着。我借机向他询问局势的前景。他告诉我：“已经没有希望了。穆塞维尼的部队随时都可能攻进城来。”随后，其他国家的使节相继来到（有少数使节因害怕炮火没有参加这次会见）。会见很简短。外长首先很尴尬地向我们解释：昨晚，他在外交部连一个给使节们打电话、发通知的人都找不着，只得写个通知稿请电台连夜广播。他接着说：各使馆反映，要求乌干达政府按国际公约给各外交使团的安全提供保护，但眼下政府已无能为力；他本人也无法预料局势会如何发展。他所能做的是，请政府守城部队尽量远离使馆区，别的就请各使团“好自为之”了。会见就这样匆匆结束，我和其他一些使节主动上前与外长告别。大家心照不宣，当时的政府实际上已经解体。这位外长能在被赶下台前的最后时刻，有礼貌地与使节道别，可称得上是有始有终了。外长会见我们后，立即驱车去肯尼亚，亡命海外。
晚上，我们接到从肯尼亚打来的电话，说信使们已经安抵内罗毕。悬在我们心上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后来了解到，从信使24日离开坎帕拉那天的下午起到27日间，溃退的政府军日夜兼程向乌肯边境方向撤退，沿途大肆抢劫破坏，东部公路上局面大乱。要是我们信使晚走半天，就走不成了。‘朋友们，久违了！’
25日上午，围城的部队开始了对坎帕拉的最后攻击。上午9时许，枪炮齐鸣，由远渐近。不到一小时，我们使馆周围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迫击炮、火箭筒的炮弹在使馆建筑四周爆炸，强烈的气浪冲击着所有的门窗，片片玻璃震落砸地的刺耳声和密集的枪声连成一片。政府军在我们使馆上方制高点设置了大炮阵地，并驻有重兵保卫该阵地以及附近要人们的住宅。所以我们使馆所在地科洛洛山再次成为攻城战的重要目标。
26日晨，经过一整天的激战，抵抗运动的部队攻下了首都。奥凯洛的军政府随之垮台，以穆塞维尼为首的新领导接管了政权。
当天上午，我们驱车前往各专家组探望我援外人员，沿途大街上满是枪弹壳、炮弹片以及碎落的玻璃，还有人在推着小车搬运路边的尸体。当天下午，驻乌干达外交使团团长——苏联大使派人来使馆紧急通知我：穆塞维尼将以乌干达抵抗运动武装力量领导人的身份，于1月27日上午接见各国使节，地点是郊外的一个兵营。
27日上午10时前后，各国使节都先后到场。接见是在兵营的一棵大树下的草地上进行的。现场既无礼宾官照应，也无高官相陪。气氛随便而融洽。穆塞维尼谈笑风生，他的第一句话是：“朋友们，久违了！”的确，5年前，当穆塞维尼还是政府的国防部长、尚未同奥博特分道扬镳的时候，我们的使团团长以及个别的使节已经来到了乌干达，有过交往。穆塞维尼接着阐明了新政权的政策主张，然后是随便问答。从此，乌干达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