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的日本民族主义》（上）

作者认为日本的“民族精神”问题，政界、学者和记者正在为之无休止地辩论。人们称之为“新民族主义”的思想正在日本产生。中曾根在其多次讲话中表明了这种思想，他鼓吹“单一种族国家”的长处。
对大和民族主义的狂热崇拜，同军国主义并非一回事。使人感到不安的是它是一种沙文主义，而只有极少数日本人意识到这一点。今天日本大和民族主义的复活部分地是由于日本取得了成功而带来的产物。
大和民族主义基本上具有宗教色彩。大和民族学派最重要的象征之一是靖国神社。使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成为正式行动是大和民族主义事业的主要目标之一。
日本的这种不合理性的民族神秘主义的危险在于它能导致产生独裁主义和在国外发生冲突。
【美国《纽约时报杂志》周刊４月１２日文章】题：一种新的日本民族主义（作者伊恩·伯鲁马）
“精神运动”的领导人铃木邦夫的办公室坐落在东京高田马场学生区。该组织出版了一家月报叫《光复》。其目的是要夺回铃木邦夫认为已经失去的东西：纯洁的日本精神。在铃木邦夫面积不大的办公室墙上悬挂着裕仁天皇在３０年代拍摄的、身穿军装的画像和极端民族主义作家三岛由纪夫（他于１９７０年自杀）的照片。
４０来岁的铃木邦夫解释说，“由于教科书有偏见”，他这一代人中有许多人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深感有罪，“那些比我过去在学校里成绩更加出色的人全都参加了左翼学生运动”。他最后说，日本的教育有问题。他对大多数日本人的精神状态感到忧心忡忡。该组织的一位一直全神贯注看一本关于恐怖主义的书的年轻成员突然打破他的沉默，大声说，这都是美国干的好事。“他们希望我们变得孱弱。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控制我们的教育制度的原因，为的是阻止日本成为大国。”
有些人把这种思想称之为新民族主义。中曾根首相的多次讲话表明了这种思想。他在讲话中赞扬“单一种族国家”的长处。他在去年９月的讲话中就曾经提到，在美国，少数民族的存在使得教育水平下降了。这就是大约就在那同一时候解除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的职务的原因，因为后者认为，日本的教科书不够爱国主义，中曾根康弘对外国人太软，在战争期间日本“没有干过应该感到羞愧的事”，而且“我们教育的核心应该是使我们的孩子再次成为日本人”。
当民族精神成为日本政治宣传的一项工具的时候，那就是世界其余地区应该引起注意之时。虽然右翼民族主义者的比较极端的思想可能不会广为流传，但是人们广泛地有着日本人独一无二这种想法和日本正在受到世界其他地区的误解和不公正对待的情绪，并且这种想法和情绪业已冲击了国际贸易。
据去年日本杂志《经济学人》周刊公布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在东京两个居住区（中产阶级居住区和工人阶级居住区）的８０％的居民认为，日本人是“世界最伟大的种族之一”。７０％以上的人认为，日本社会是世界最好的社会之一。
日本的民族精神问题（如何培养，保护和坚持这种精神，使之成为外部世界的模式），政界人士、学者和记者正在无休无止地辩论。为日本人特性这个词下定义的活动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庞大的智力行业，出了数以百计的书籍、成千上万的文章、电视节目和电台节目。有一个电台，即日本电台，除了讨论日本精神问题以外，几乎什么事情不干。一位精神病学家，由于写了一本关于日本人脑独特性的畅销书而一举成名。
这种着了魔的自我分析象一场民族神经病，而且同大部分神经病一样，常常是十分荒谬的。在新闻报道中大量出现的种种贸易争执提出了一个更大、更加深刻的问题：一个彼此日益互相依赖的世界同一个仍然死抓住１９世纪民族纯洁理想不放的发达国家能共存多久？
支持提倡民族精神的人称为民族精神派。民族精神派同群众派或民众派不一样，它有点象纳粹分子使用ＶＱＩＫ（德文的人民）这个词。它的意思是指血统纯洁和精神统一。正是这种民族神秘主义，对那些十分担心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人，对那些不时地试图摆脱现代的混乱局面而进入“单一种族国家”保险箱的人是有号召力的。一位日本剧作家曾经把他的国家比作一座玻璃大厦，既清澈透明，又是外人无法渗透进去的。
对民族精神，即对大和民族主义的狂热崇拜，同军国主义并非一回事。虽然在过去，这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确实，即便和平主义也可能成为狂热崇拜的一部分。许多日本人认为，日本是一个有天赋独特的和平气质、只是由于好战的外国人而受到威胁的民族。使人们对这种沙文主义感到不安的是因为它是种族主义的。使人感到更加不安的是，只有极少数日本人意识到这一点。
广岛事件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实例。许多朝鲜人（估计多达两万人）被原子弹炸死，但是他们谁也没有象日本受害者那样得到人们的纪念。只是在日本的朝鲜侨民一再进行宣传鼓动以后，朝鲜人才获准在和平公园的围墙外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纪念碑。在一个单一种族的国家里，二等公民的地位永远不会改变，在人死以后也是如此。
这正是日本新大和民族主义者的很大一部分著作中的情况；日本精神、民族特性、大和民族精神或是诸如此类的称呼的丧失被归咎于外国人，特别是战后占领日本的美国人加强了“和平宪法”、一个新的教育体制以及通过东京的数次审判，强加了对近代历史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谴责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采取军事冒险行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