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发展到了新阶段（下）

这两类的作家对中国当代文学都有极大的贡献，但文学的前途却得由第二部分人去打开新局面，把中国文学推入世界文学的领域中，去占领它应有的席位。文学需要创作条件，作家们享有的写作自由和他们创作的成果是成正比的。
问：人们常提起中国文坛上有“代沟”，您的看法如何？
答：中国的老一辈作者们，许多是精通数国语言、对中外文哲思想深具研究的。中青年的作家因现实环境的限制，跟西方语言社会隔阂很大，但历经“反右”、“文革”及四人帮这些变化，遍嗜人间悲喜，诚如巴金所说：“新一代作家不像我们，他们不懂得害怕，他们是在血和火中间锻炼出来的。”谁能比丛维熙更有资格描写劳改和监狱中的生活？如果不是积有数十年的工厂经验，谁写得出蒋子龙那样逼真的工厂改革题材？多才多艺的冯骥才把写作看成一个历史责任，十年浩劫中同胞的命运、极左思想后遗症仍在阻碍四化的前进，这种种都在策励他动笔，他思维和笔下的奔腾以及天生的幽默感，岂是他那间与妻儿共享的小房间能束缚得住的？性格豪迈的茹志鹃、五十年代被错划为“右派”的作家刘绍棠，不因受到打击而失去乐观及正义感。一举成名的刘心武也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相反地他和冯骥才、高行健、李陀，不断以公开通信方式探讨追求文学创作的新形式。谌容、张洁、黄宗英等作家们，毅然斩断冗务，到农村、机关、特区去体验生活，迫使自己不脱离低层群众和生活，以追求文学的更完美境界。
关于青年作家，要数巴金在给《青年作家》创刊的序言中说得最好：‘‘这是新的一代作家，他们昂着头走上文学的道路，要坐上自己应有的席位。他们坦率、朴素、真诚、毫无等级观念，也不懂‘唯唯诺诺’。他们不要求谁来培养，现实生活培养了他们。”如果老一辈的作家有这样的胸襟，“代沟”问题就不会存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勇敢、执着、追求真理的态度体现在我们所接触的作家、以及只见到作品而这次没有机会见到的作家身上。他们对国家、人民抱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们的苦心应得到信任，他们的事业应该受到鼓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