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政治报》文章：《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南斯拉夫《政治报》八月十一日文章】题：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作者：《政治报》前驻北京记者兰契奇）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在自己的疆界之内可以保存两种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一个殖民大国默认这种可能性，这是历史上更为不寻常的第一次。
邓小平说，中国主张从现实出发，通过“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政策解决香港问题。成功地解决香港问题，可以为解决许多国际问题提供有益启示。
据这位中国领导人认为，不管穿什么服装或有什么政治信仰，所有中国人都有作为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员的自豪感。香港的中国人也有这种民族自豪感。
新中国不是皇帝时代的中国，也不是蒋介石的中国，而是在世界上建立这样的中华民族形象的中国：“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公式是统一的，它首先是民族高于意识形态。当然，这个公式有自己的现实的和非常实际的前提。香港是使台湾回归祖国的一个历史试验品。但是，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香港未来的前景基本上可以看清了。这个居世界第三位的活跃的金融中心将拥有“经济特区”的地位，将是一个自由港，将设立自己的行政机构和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
邓小平使人相信，中国将在那里驻军是“为了保证国家安全，而不是干涉香港的内部事务”。
向台湾提供的自治同此相似，但在某种意义上更广泛——甚至不动那里的军队。无论对香港人还是对台湾人，只希望他们是忠于中国的爱国者。
这些话的后面包含着这样的努力，即中国要世界相信，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打算借助武力和意识形态“吞掉”香港和台湾。这在意识形态经常被用作大国利益的工具的世界上是罕见的：不仅国家之间可以和平共处，而且在一国之内两种社会政治制度也可以和平共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灵活性对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是重要的。
我们认为，关于香港未来的谈判最终加强了北京和伦敦之间的政治信任。在这一谈判中，保护了双方的面子和民族利益。到达成最后协议，外交官们还有事可做。但无疑，中国和英国在保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方面已经找到了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