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报文章：中国没有很好使用留过学的科学工作者

【美国《华尔街日报》七月六日文章】题：中国看来没有很好使用在国外留学的科学工作者（作者：阿曼达·贝内特）
一九七八年底，中国和美国同意打开外交关系之后没有几天，中国就派潘卫军（译音）去美国学习，他的专业是生物学，这是中国许多落后的领域之一。
潘先生现已回国，仍然在北京大学担任副教授之职。在那里，他是少数受过西方科学教育的教师之一。然而，他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只不过是填填领物单、开会、甚至刷瓶子，而根本没有做出什么更富有创造性的工作。
很显然，中国是重视互派留学生计划的。五年半来，中国向美国派了大约九千名留学生，甚至在美中关系最紧张阶段，中国也只字未提撤回留学生问题。
中国当局也非常了解这些回国留学生通常面临的一些棘手问题。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期间，在专业知识方面是很有收获的。自一九六五年起就成为中国天文学家的张新武（译音）在去美国的时候终于有机会从事某些实验。可是回国后，他连一架大型望远镜都没有。周京华（译音）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期间发表了一些声学论文，修瑞娟发表了后来成为“修氏理论”的科学论文。
现在的问题是，许多大专院校塞满了资格老的人，如果不提升他们，那些在国外培养的年轻学者当然也不能提升。
与此同时，由于周先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因此经常不得不放下科研工作到机场为来访的代表团当翻译。他说：“我的专业知识很难得到充分运用。”
供应是另一个问题。上海植物生理学研究所的沈永强（译音）抱怨一些“过时的和不合理的制度”使他等了六个月的时间才拿到进口的化学药品，足足等了三年才拿到所需要的装备。
所有这些困难，被文化革命以后在中国遗留下来的敌视知识分子的思想搞得更复杂了。《人民日报》不久前在谈到一些工厂厂长不肯让知识分子担任领导工作或劝他们离职的问题时，再次指责那些“仍把知识分子看成外人的同志”。
这种态度在中国最高领导阶层里显然是不存在的。从美国回来的法律留学生帮助国家起草法律条文。在美国学习的一些中国留学生说，他们很受重视，领导上甚至允许他们回国后可以选择工作。
强烈的爱国心往往成为中国留学生回国的动力。一九四九年革命成功之后，促使海外华侨知识分子返回祖国的也正是这种爱国心。目前还在美国学习的一位留学生说，“我必须回去，因为我是中国人，我一定要回中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