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特区清除了影响工业发展的障碍（上）

【联邦德国《明镜》周刊五月二十八日一期文章】（作者：该刊经济版编辑雷·梅尔克兰）意大利小说家莫拉维亚在谈起他的中国之行的印象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这是“一个没有富翁的穷国”，“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贫穷是正常现象”；贫穷不仅“自我满足”，而且“有示范和教育意义”。
这种说法，现在不再完全正确了。也许，从来就不完全正确。现在，中国人不是示范地和满意地显示贫困，而是显示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小康生活。农民们自豪地让人参观自己的楼顶花园。渔民们给来访者看自己的高保真音响设备、全套流行歌曲唱片和电视机。村长精确地数着村里年收入超过万元的人家。
对于中国人来说，新房子和电器设备是高收入的象征。由于实行生产责任制，给了个人积极性更多的活动余地，这些东西就象小小的经济奇迹，来到了一些农村。
与此同时，在工业方面也搞了一些改革。但工业改革不如农业改革那样卓有成效。中国的经济领导人说，工业部门不象农业部门那样好搞新的“按劳分配制度”。原因是，在工业部门，从政策上规定下来的错误价格体系，其影响要比农村严重得多。在农村，农民的很大部分的产品不是为了出售，而是自己吃了。所以，价格体系对他们现在自己决定耕种计划是影响不大的。
在工业部门恰好相反。工厂完全是为了满足他人的需求，为国内外客户生产的。半成品和成品的价格，是决定生产形式和范围唯一的准绳。把滞销商品的价格定得过高或把紧俏商品的价格定得过低，就会导致无谓的过剩和无望的匮乏，造成低效和浪费。
迄今为止，中国工业部门仅能容纳这个国家四亿三千多万就业人口的百分之十三。用于真正高效生产部门的人就更少了。中国大部分企业人浮于事。
工资不按劳分配，职业搞终身制，劳动生产率本来就不高，人浮于事使劳动生产率更低了。世界银行在关于中国的第一个报告中曾批评说，中国工业劳动力的平均产值，即使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很低”的。
这个世界上产业大军人数最多的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出口商品和劳务的收入，比弹丸之地香港和新加坡还少。
因此，北京的经济领导人搞了地区性的试验：设立特别行政区。在这里，清除了那种影响工业有力发展的障碍。同时，提出了吸引外资的要求。
目前，在中国经济特区所发生的情况说明，一个曾经被苏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折腾的国家，要摆脱这种折腾所造成的后果是多么困难。那里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虽然已带来了许多进步，但还存在着一些隐蔽的问题。
特区的企业可以自选职工，自定工资，工厂里可以根据工作情况给个人分奖金，服务公司里可以收小费。由于这里实行了新的工资制度，工商业已经出现了一种对中国来说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工厂里没有那种在角落里偷闲的人员了。
在中国，一些旅馆常常是让服务人员舒服，而不是让客人舒服的地方。
但在这里，旅馆突然达到了中等国际水平。没有其他地方旅馆里常有的那种蟑螂成群、污垢成块的现象。这里的饭店是好客的，男招待身穿礼服，手脚利索；女招待身穿旗袍，殷勤周到。
差别是明显而悬殊的。北京的经济领导人现在希望，特区的新工资制度能够“打破”内地的酬劳制度。
但是，中国经济特区在雇用新工人时，最低工资只能高，不能低。各经济特区要求外资公司每月付给新工人一百至一百四十元工资，这相当于中国其他地方工程师和厂长的工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