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变化　民主体制　重视自我

【《印度时报》11月26日文章】题：20世纪的最重大事件（作者　斯瓦米纳坦·安克利　萨里亚·艾亚尔）
许多知识分子仍然在问这个问题：20世纪发生的最重大事件是什么？这场争论很可能还要持续一个世纪。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历史学家之一布拉德福德·德朗认为，在人们的记忆中，20世纪将会是一个经济变化第一次成为迄今为止最重要事件的世纪。在以前的各个世纪中，其它许多事物发生了变化：帝国的兴亡，宗教的盛衰，疾病和干旱夺去无数人的生命。但是在从前的任何一个世纪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都没有发生过如此巨大的变化。
新技术不断产生一些成果，但这些成果绝大部分被统治阶层据为己有。德朗对比了美国建国时期的参议员托马斯·杰斐逊与罗马共和国的元老院议员西塞罗。杰斐逊的生活水平无疑比西塞罗要高，但杰斐逊的奴隶们的生活状况却不比西塞罗的奴隶们好。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始终很低下。这种状况在20世纪发生了迅猛的变化。在欧洲和北美洲，人们的收入急剧提高，而工作时间从每周72小时减少到36小时。低收入的概念本身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美国的贫困线被定为年收入1.4万美元。新加坡和韩国等发展中国家在30年之内就从穷国变成了富国。其实，对于制订了正确政策的国家而言，贫困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一种优势：工厂已纷纷从高薪国家迁移到低薪国家。
就连非洲和其它落后地区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这完全是因为科技带来了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新产品和新服务。在19世纪，只有少数富人能够听交响乐团演奏巴赫的曲子。如今，居住在非洲最边远地区的贫穷农民也能通过收音机或录音机做到这一点。即使在收入停滞不前的国家，寿命和文化程度也都大大改观。
阿马蒂亚·森持不同见解。他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是民主制度成为政治准则。在20世纪初，民主还是一股弱小的力量。即使是在议会制的起源地英国，上议院也还拥有对下议院的否决权。只有极少数国家信奉民主，而这些国家通常限制妇女和少数民族（如美国南部的黑人）参加投票。其它许多国家只将投票权赋予拥有一定文化程度或财富的人。君主制在20世纪初占统治地位，然而今天，民主政体取得了胜利，成为最受欢迎的政治模式。在从前的任何一个世纪里，平民百姓都不曾拥有今天这么大的权力。德朗不同意森的观点。他说，经济变革远比民主影响了更多人的生活。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民主只是地球上一小部分地区遵循的准则。
我认为森和德朗的观点都有一定的根据。但是，社会学家彼得·伯杰比他们俩更胜一筹。
伯杰说，20世纪的主要特征是，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如下观点：个人的自我实现比忠于任何团体如家庭、宗教、民族、王朝或国家等更为重要。在从前各世纪中，团体权力总是凌驾于个人权力之上。君主根本没有时间去实现自我，并要求臣民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绝对效忠于他。宗教和社团领袖则要求成员效忠于他们的组织。
民主政体和资本主义的内涵都是赋予个人高于团体的权力。民主、民权和人权都源于如下观点：个人权力高于团体权力，每个人都有权对效忠团体的观念持异议而仍然受到尊重，掌握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团体应不断接受个人为寻求不同权力体制而提出的挑战。
对许多人而言，一个不那么明显的事实是，资本主义和市场的内涵同样是授予个人高于团体的权力。左派始终声称，资本主义只把权力给了少数大资本家而剥削广大群众。因此，列宁和其追随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即政治局的执政方式）比允许个人作出政治和经济选择的形式要好。
事实上，现在我们知道，个人只有通过选择才能得到权力，也就是要看是否有能力反抗传统观点和表述自己的策略。在竞争环境下，最大的企业如同恐龙，如果它们不能很好地服务于消费者，就有可能破产（例如泛美航空公司）。
原始资本主义使少数通过继承得到财富的人占尽优势。然而现代资本主义却通过教育和机遇给人以权力。
事实证明，全民教育比任何一种财富重新分配形式都更能给个人以权力。硅谷的风险资金流向那些拥有最佳想法的人，而不是那些拥有最多财富或贵族血统的人。
民主政体和资本主义赋予个人权力的形式仍然不太完美。然而，它们在20世纪改变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