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回忆录《我何以被迫辞职》（下）

我追叙了自己同克拉克交锋的详细情况，回忆了星期六我和里根在电话中的谈话。我叙述了欧洲之行期间的一些事件，对里根说我认为他所建议的黎巴嫩停火因为他的幕僚们搞的小动作已被耽误，总统听着我的详细陈述，双眉更加紧锁。
我说：“总统先生，我希望你了解正在你周围发生的事情。我实在不能再在这种气氛中干下去了。这样做对你是无益的，对美国人民也是无益的。”
然后，我对总统说，虽然我不能在一场危机中抛弃他和美国，但是，在目前的安排下，我无法继续担任他的国务卿。如果总统不能作出必要的调整，以恢复他的对外政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那么，重新任命一位国务卿将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里根专心地听我说话，但是没有作出反应。他的助理们等在门外。他的表情毫无变化，一言不发。我默默地走了。
几天过去了。我等待着总统的答复。根据几周前的安排，我和葛罗米柯将于六月十八日和六月十九日在纽约会晤，因此我将不能参加别的会议。克拉克了解这一点，于是安排了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考虑对出售横跨西伯利亚的天然气管道实行制裁的问题。由于我的副手沃尔特·斯托塞尔也不能出席，因此由拉里·伊格尔伯格代表国务院。我决心使史册表明国务院为采取合理的政策进行了斗争，因此指示伊格尔伯格反对把制裁的范围扩大到海外制造厂家。伊格尔伯格照办了。但是，当作出决定的时刻到来的时候，克拉克只把最强硬的选择方案呈交里根。而里根竟然一反常态当场予以批准。
我曾经对伊格尔伯格说，待我们通知盟国我们已经作出这项决定之后再向报界宣布。制裁措施主要是针对苏联的，总统的这项决定是葛罗米柯非常感兴趣的一件事。尽管如此，我在星期五同葛罗米柯会晤时没有提到管道问题。我希望，在伊格尔伯格急速致电盟国之前不宣布这项决定。我打算在星期六以通常的方式通知苏联大使多勃雷宁。但是，当我回到下榻的饭店时，伊格尔伯格告诉我，尽管他提出了警告，可是，克拉克还是通知了报界。
葛罗米柯次日见到我时怒气冲冲。他暗示，我不是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他，就是没有代表美国政府说话。我感到疲倦，回答说：“外长先生，恐怕是后者。”
六月二十四日星期四，克拉克告诉我，总统想要见我。我们上次见面时里根举止的特点是缺乏热情，但是这次会晤时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们两人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互致问候的时候，他的情绪是忧虑和在我看来几乎是慈父般的关怀。我问总统，他是否已经考虑过我在六月十四日对他说的话。他说：“是的，我考虑过了。艾尔，你知道，把你所要求的东西给你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我的一名助手为了给这次会晤作准备草拟了一份详细的陈述材料，其中列举了过去几周里都有哪些时候由于政府中的人们所发表的言论不和谐和美国对外政策表面上的不一致而造成危险的、捉摸不定的局面。我又在这上面加了另外一份备忘录，详细地对福克兰群岛危机期间发出混杂信号的情况进行了类似的陈述。这些文件的优点是准确地反映了这些事件所造成的挫折，尽管语气比通常给美国总统的呈文要直截了当。我把这些文件递给里根。他粗略地看过之后说：“艾尔，我将把它保存起来。目前的局面十分令人不安。”
我回答说：“总统先生，从一开始就十分令人不安。如果不能彻底整顿，那么你另请高明肯定会好一些。”
总统没有回答。他可能尚未作出决定。次日，我接到通知到椭圆形办公室去会见总统。我进门时他站在自己的办公桌旁边。他说：“艾尔，关于我们昨天谈到的那件事。我已经得出了结论。”
然后，他递给我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我把它打开，读了里边只有一页的打字信件。“亲爱的艾尔，”信是这样开始的。“我以极为遗憾的心情接受你的辞呈。”
但是，我并没有向总统提交辞呈，他却表示接受……我要求他给两个小时的时间，以便我写一个适当的辞呈，在这件事公开之前交给他。
当我仍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总统出现在白宫新闻发布室，宣布我已辞去国务卿职务。然后，他乘一架直升飞机飞往戴维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