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格曼文章《北京的新闻政策》

【联邦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四月二十八日文章】题：北京的新的新闻政策（记者：卡罗尔·巴格曼）
共产党中国的实力人物变得比较健谈了。他们发现，他们的话通过我国记者比通过他们自己的对外宣传容易受到国外的重视，直到两年前，在中国首都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还是很少见的事情。在此期间，中国各个部、省政府、社团以及外国国宾、使馆和经济会议发出的邀请一个紧接着一个。事先常常不能弄清楚，是否值得通过这八百万人口的、交通常常堵塞的城市去进行一次了解情况的谈话。
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定期每周召开一次。外交部发言人曾多年在中国驻波恩使馆工作，他了解西方记者（衡量事物）的尺度和兴趣。
不能说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管理人员也是这样。这个协会按党的命令负责对派驻北京的外国记者给予“同行”的照顾。它按西方首都的榜样在一个富丽堂皇的建筑里建立了一个殖民地风格的记者俱乐部。里面有中国唯一的酒吧间，外国人在这里吃东西可以赊账两个月。尽管如此去的人还是不多。人们被邀请去参加一些吹风会，这种会常常是一种没有新东西的、乏味的独白。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之所以积极展开活动，也是为了挖外国记者协会的墙脚。后者的形成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同意，它也邀请中国和外国客人去回答问题。中国首都这类竞争性活动之多同它提供的值得报道的东西相比是很不相称的。尽管这样，那种悠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时，一个外国记者可以知道的东西都是北京《人民日报》即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已经发表的。
每当中国政府发言人参加了中国起主导作用的领导人邓小平与一位国宾的谈话之后，外国记者就坐得满满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提供的消息要比外国访问者所提供的要丰富和确切。
进攻性的对外新闻政策的一个新的例子是在德国大使馆的一次临时记者招待会，由联邦邮电部长施瓦茨—席林同中国的两位部长和一位副部长一起举行。这三位老干部是邮电、宇航和广播部的负责人，要是在毛的时代和那以后的几年里，他们会回避任何一个记者，现在他们同施瓦茨—席林以及德国大使修德一起挤在大使官邸的一个沙发里，大谈德中友谊，更多地谈互利的合作与贸易以及以往和将来在德国和中国进行的会晤，并且对联邦部长和大使给予友好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