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内部关于“多体制国家”的争论

台湾内部最近就“多体制国家”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
早在一九八○年六月，台湾“行政院研考会”主任委员魏镛在参加南朝鲜的一次讨论会中，曾提出《多体制国家的统一问题》的论文，主张用“多体制国家”来代替“分裂国家”的概念。他认为，“如果多体制国家能把统一问题与外交关系分开，承认目前国家确实存在着不同体制，不再争取排他性的承认，将有助于‘台湾、南朝鲜等’开展对外关系”。
今年二月二十四日，台湾《中国时报》驻美记者傅建中，在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多体制国家”问题。他说，邓小平曾对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明说：一个中国之内，能有两种制度和平共存。这与行政院研考会主任委员魏镛博士近年大力倡导的‘多体制国家’的理论不谋而合。”
针对这些论调，国民党“立委”陈桂清三月二日在“立法院”质询时，就“多体制国家”的主张，提出“强烈批评”，认为这将“影响反共复国前途”。台湾“行政院”副院长邱创焕在答询时称，“多体制国家”理论“与我国基本国策不合”，“决不采行”。但是，邱创焕的这一表态，并没有平息有关“多体制国家”的议论，附和这一主张的反而日益增多。
台湾《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三月三日分别发表文章，认为魏镛的“多体制国家论”是“学术性的”，是“分析事实而非政策主张”，这“与邓小平论调截然不同”；“政府首长数度公开表示不采纳‘多体制国家’概念的理由——‘决不放弃大陆主权’或‘违背基本国策’——似乎是不存在的，因为‘多体制国家’理论既不涉及主权问题，也未放弃‘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目标，更未排除国家统一的远景”。《联合报》三月六日发表社论说，在国际现状对台湾不利的情况下，“多体制国家”理论“就更有必要，只要思考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为了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的，都应可容许和值得鼓励”，不应“将许多创新和突破的想法夭折”。
台湾《自立晚报》三月十二、十三两天，还连载了该报组织的一次关于“多体制国家概念”的座谈会纪要。参加座谈会的台大教授蔡政文、阳明医学院讲师彭怀恩和《八十年代》总编辑江春男都表示支持“多体制国家论”，认为这个概念对台湾“有利”，可借以“突破现实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限制，去发展对外关系”，它“和中共所谓‘一个国家，两个制度’的基本精神是互异而且互斥的”，台湾“官方应不必立即表明立场”。彭怀恩还说，“我们提出两种制度时，强调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而邓小平所说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则并不放弃共产主义”，“无论如何，这两种制度的存在是一个事实”，而提出“各种理论，都是为了维持目前两者间的和平气氛，把武力统一的门尽量关闭，而和平统一的门则尽量开大”。（宗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