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的晚年生活（上）

本刊按：英国巴兹尔·布莱克韦尔出版有限公司一九八三年出版了苏联历史学者罗伊·麦德维杰夫撰写的《斯大林周围的人》。现将书中描述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情况的三章摘要刊载如下：莫洛托夫作者的一位女友一天因赶着上班，出门时忘记戴手表。她走到格拉诺夫斯科沃街，见人行道上站着个矮个的老人，便上前问道：“你知道时间吗？”那老人抬起头来，答道：“感谢上帝·我还知道时间（转意为我还有时间，还活着）。”作者朋友的父亲在二十到三十年代是位重要的肃反工作者，于一九三七年被枪决。她突然吃惊地认出这个老人不是别人，正是莫洛托夫。
维 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斯克里亚宾）生于一八九○年三月，现年九十四岁。他于一九○六年入党，是健在的最老的布尔什维克。一九二一年起他就是中央委员，一九二六年起为政治局委员，曾长期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部长会议主席、
第一副主席、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等要职。第二次大战期间，他兼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五七年六月全会后。降职为驻蒙古大使。在任三年期间，潜心研读列宁著作，曾于一九六○年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长文《论弗拉基
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年九月调任驻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常任代表。一九六二年退休。
莫洛托夫回到莫斯科后，往昔享受的特权被取消了。但其妻波利娜·谢苗诺夫娜·热姆丘任娜则仍享有原来的特权。她是犹太族，于一九一八年入党，是十八大中央委员，战前曾任苏联渔业人民委员（渔业部长）。一九四九年因所谓“犹太复国主义案”牵连而被捕，并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大林死后才获释。莫洛托夫家在毗邻克里姆林宫的格拉诺夫斯科沃街的一座公寓里，他在莫斯科西郊的茹科夫卡还保有一所别墅。除了亲戚以外，他们很少会见客人。
一九六三——一九六七年间，经常可以看见莫洛托夫和波利娜在住地所在的阿尔巴特区的街上，手挽手地散步，边走边谈。波利娜于一九六七年病故。
从六十年代起，莫洛托夫开始撰写回忆录。回忆录的第一部分是讲述俄国一九○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两
次革命时的情况。他完成这部分后，给《青春》杂志主编、作家波列伏依（小说《真正的人》作者）打了个电话。因为该杂志不久前刊登了米高扬回忆录的第一部分，也是关于两次革命时期的。波列伏依不知该如何作答，但看来不想应允，就让莫洛托夫过几天再来电话。莫洛托夫如约再次打来电话时，波列伏依告知，《青春》杂志不能为其发表回忆录，并建议他去找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莫洛托夫是否接受了这一建议，不得而知。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肯定，他的回忆录中没有一句悔过自新之词，只是对过去的所做所为加以解释和说明。
现在莫洛托夫和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住在一起。这个独生女是个职业的历史学者，曾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莫洛托夫没有专门的警卫，只要他愿意，他尽可自由出入莫斯科，或到苏联各地旅行。但他经常出入的是展览会和音乐会，更多的是剧院，特别是瓦赫坦戈夫剧院。他曾在那里数次观看苏联著名剧作家亚·叶·考涅楚克（一九七二年病故）写的话剧《前线》。剧中有个战士在战壕里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给莫洛托夫写了封信。”
如前所述，莫洛托夫几乎不会见知名人士或记者，但也有少数例外。比如，他曾数次会见作家斯塔德纽克。此人被认为是斯大林主义者，并且常为《十月》杂志撰稿。斯塔德纽克当时正在写小说《战争》，他想与众不同地描写战争前夕和初期的情况。小说中的一些观点，正是莫洛托夫本人建议他写上的。一九七○——一九七一年该小说问世后，遭到一些知识分子和普通读者的抗议。
莫洛托夫当然也有一些意外的相遇。有一次，著名的马戏丑角和电影演员、苏联人民演员尤·弗·尼库林独自驾车外出。途中，他偶然发现路边站着个非常面熟的老人，驶近后认出是莫洛托夫。于是就请他上了车，并把他送回家。分手告别时，这位前总理说：“我的外孙怎么也不会相信是尤里·尼库林亲自开车把我送回来的！”
自然，也有令人不快的场面。一次在普希金广场，有个中年妇女走到莫洛托夫跟前，高声咒骂他是罪人和刽子手。他一声不吭，弓着肩膀，很快就回家了。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演话剧《炼钢工人》时，一些观众围住了莫洛托夫，请他在节目单上签名。突然有个年青妇女在休息厅里喊道：“你们在干什么？这个人是刽子手！他迫害了成千上万的人！”围着他的人像秋天的落叶一样散开了。莫洛托夫低下头，悄然离去。还有一次，他坐出租汽车回家。因为冬天路滑，下车后他小心翼翼地缓缓向家门走去。正好有两个粗壮的年青人走过，其中之一认出他后停下了脚步，说：“怎么？你这个吸血鬼还没有爬够哇！”
是的，莫洛托夫还活着，而且不可思议地长寿。卡冈诺维奇有一天，一位在监狱和劳改营被关押过二十年，苏共二十大后回到莫斯科的老布尔什维克Д到伏龙芝滨河街公寓访友。由于精神不集中，走错了门。上了楼以后，按了一家的门铃，一位上年纪的人开了门，Д立即认出他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卡冈诺维奇，他对自己的不幸遭遇要负直接责任。Д惊奇得说不出一句话，但卡冈诺维奇并未认出他，只说了句：“你肯定找错门了。”便关上了房门。
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生于一八九三年十一月，现年九十岁。犹太族。他于一九一一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一九二四年起为中央委员。一九三○年起为政治局委员。战前历任乌克兰党中央总书记、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部长会议）副主席等要职。战时，任北高加索和外高加索方面军军委委员。战后历任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第一副主席等要职。一九五七年六月全会后，卡冈诺维奇惶惶不可终日，以为自己随时都会被捕，遭到和贝利亚一样的下场。他甚至打电话给赫鲁晓夫。要求宽恕。
不久，卡冈诺维奇被派到莫斯科东面的彼尔姆州，担任建在区中心城市索利卡姆斯克的乌拉尔制钾厂厂长。该厂在苏联的同类厂中是最大的一家。他在那里一直呆到一九六一年。过去他以对待下级粗暴无礼而著称，而在索利卡姆斯克却变得特别通情达理。尽管如此，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他很快就被调回莫斯科、并被其组织关系当时所在的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常委会开除出党。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被免职后，卡冈诺维奇要求中央委员会恢复其党籍，但主席团（政治局）拒绝重新审查过去的决议。
卡冈诺维奇成为一个普通的退休金领取者后，当时每月拿一百二十卢布。这不算很多，但他还是尽量设法保证自己舒适的生活。有一次，他给当时的苏共
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彼·尼·波斯别洛夫（一九
七九年逝世）打了个电话，抱怨他的退休金太少，要求免费赠阅该院编辑、出版的《苏共历史问题》杂志。
卡冈诺维奇的妻子玛丽亚（曾在纺织工业部门工作）、继子和其他亲属都已先后去世。现在，只有六十二岁的女儿玛雅和他住在一起，她曾是个建筑工程师。玛雅全心全意地照顾着这个孤独的老人，卡冈诺维奇住在莫斯科河北岸的伏龙芝滨河街的一幢公寓大楼里，离列宁山不远。虽然三十年代他在莫斯科当过市委第一书记，当时建成的地铁曾被称为“卡冈诺维奇地铁”，但现在认识他的人不多了。他有一次从地区医疗中心请来一位医生。这个年轻的女医生几次称他为“卡扎诺维奇公民”，他不耐烦地纠正她说：“不是卡扎诺维奇，是卡冈诺维奇。”还进而补充说：“有一段时期，我的名字在全苏联都家喻户晓。”
卡冈诺维奇在历史图书馆顺利地办理了知览证，他填表登记时在所受教育一栏填的是“高等”。有时他也去列宁图书馆，在那里撰写回忆录。卡冈诺维奇每年被允许在普通的休养所里住一段。在那里，也可以和其他度假的人交往。中年工人们都乐于与他为伴消磨时光，因为他是个老练的鼓动家，知道如何与人交谈。此外，他年青时也是个经验丰富的工人
但在交谈中，他从不涉及斯大林时期以及他在当时所起作用这个话题。他还很喜欢乘坐莫斯科河上的游船。当船票涨价时，他愤愤不平地说，如果他管理莫斯科交通系统的话，这种事绝不会发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