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希评美国外交手法上的一些变化：承认改变作法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力量衰落

认为在美国“相对力量”已经下降时，改变手法是使“雄心”符合于它的“能力”。鼓吹一方面“减少外交目标”，一方面“设法加强军事力量”，打起和平的幌子，实现“西方的目的”。
【本刊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１月２７日发表该报特派记者约瑟夫·哈希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新的外交政策（三）”，文章说：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原来的军事政策当然是１９６０年的新的外交政策的根源。
当民主党人在１９５３年１月把华盛顿政府移交给共和党人的时候，他们留给他们的继任者一份关于西方在军事上保持对共产党国家决定性优势的计划。这个计划需要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艾森豪威尔总统马上命令对军事政策作一番“新的研究”。
美国在那时以后从来没有试图保持军事上的决定性优势。总统在为他的军事预算辩护时，一贯地提出这样的理由：这些军事预算为了美国和它的盟国的防务需要是足够的了，但是“足够”这个字眼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意义。
有一个古老的格言说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范围以它的大炮的范围（射程）为限。如果照字面讲，这是不确切的。力量的对比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除了武器以外，士气和威信的因素也很重要。其他的因素是地理、联盟的无形的力量或弱点、意识形态和国家纪律。光是武器一项远不是决定性的。
但是，美国的相对的力量已经下降，关于新的外交政策充其量只能说它比若干时间以来更接近于使华盛顿的雄心符合于它的能力。
一方面那怕只是在口头上说“解放”，另一方面却在逐步削减军事力量，这样做是危险的。一项前进的外交政策在军事力量不断增加的时候是合理的。已故国务卿杜勒斯的言论和前国防部长威尔逊的行动之间始终存在危险的矛盾。国务卿赫脱和现任国防部长盖茨的态度和言论的结合是比较合乎逻辑的。赫脱先生减少了外交政策的目标，盖茨先生则设法加强军事能力。这种使目标和能力保持平衡的作法是可取的。在杜勒斯—威尔逊时期，美国承担的义务看来时常超出它的能力。它现在不再明显地承担过份的义务了。
现在我们能够看出新政策的两个特点。它已经从西方外交政策的目标的清单中删掉了“解放”这一项，从而使目标和军事能力接近平衡——虽然这二者是在较低的军事能力的水平上、而不是在较高的旧目标的水平上平衡的。
从上述特点产生的新政策的一个特点是它对人和个人关系的态度。
在杜勒斯外交政策时期，一个美国国务卿决不会梦想到让一个共产党人搭乘他的私人飞机。他在解决印度支那战争的远东会议上甚至同中国人握手或者直接交谈也不愿意。赫脱先生却让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参加杜勒斯的丧礼以后搭乘他的私人飞机回到日内瓦去。虽然这样做有些勉强。
更重要的是，根据旧的政策，必须同苏联总理赫鲁晓夫保持一定的距离。关于新政策的最令人注目的事情是赫鲁晓夫先生来到了华盛顿。我们对这些事情的态度的转变太大了，因而今天很难认识到，在一年以前，进行这种访问的想法几乎是不能想象的。但是在今天，我们把艾森豪威尔总统不久将访问莫斯科的事情看作是几乎例行的事情了。但是，新政策是不是仅仅使得义务和减少了的能力保持平衡、仅仅是愿意把赫鲁晓夫先生作为一个社交上的平等人物或者至少是在前客厅中可以容忍的客人来接待？人们经常说西方外交政策的目的是和平。但是和平不是一项政策，它是能够在其中执行政策的一个条件。和平也许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更加可取得多的条件，但是新的外交政策缺乏积极的内容，除非我们能够明确规定西方的目的不是仅仅避免核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