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政治基金会主席撰文提出在中央集权与地方专权中寻求中庸之道

【俄罗斯《劳动报》9月9日文章】题：中庸之道（作者  俄政治基金会主席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
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在相互竞争，以为自己谋得更多的利益。在某个时期，谁在政治上更强大，谁就能取得这种较量的胜利。因此，由来已久的克里姆林宫与地方领导人之间的争斗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早已司空见惯。从目前局势看来，克宫主宰世事沉浮显然是毋庸置疑的：普京居于上风。
总统正在与对任何一个联邦政权都会构成威胁的极端现象——过度的自治权——做斗争。地方政府在叶利钦的并非大张旗鼓的“明智”建议下，攫取了国家利益所能允许的过多主权。对联邦各地方主体失去控制导致分离主义的产生，埋下了国家分裂的隐患。前苏联分崩离析的命运足以警醒众人。所以，普京着手巩固中央集权制度，其方向是正确的。他已经（迅速果断和“不流血”地）剥夺了地方长官在联邦委员会扮演立法者这一不应有的职能。普京动用了中央政权对地区长官进行干预的机制，使地方法规与俄罗斯宪法的条文进一步相符。目前，总统派驻七个新成立的联邦区的全权代表使得各个地方政权处于“国家视线时刻不停”的监控之下，预算资金再分配将更多地向联邦权力机关倾斜。显然，自上而下的权力机关正在得到加强。
然而，在与地区自由主义作斗争的同时，不能忘记另一种危险的极端主义表现形式——过度的中央集权，它同样会对联邦产生破坏作用。
在单一的国家体制中，即由一个中心对国家进行强硬管理的体制中，存在着很多缺点。所有的冲突，所有的不满，其矛头都指向首都。长期下来，这将使中央政府的威信迅速降低，而分离主义势力开始抬头。在这种体制下，中央政府事无巨细——从垃圾运送到铺设街道——都得承担责任，这显然是力不从心的。相反，地方上的领导人不承担责任，不发挥主动性。地方自治权逐渐萎缩，精英不能成长，地方长官无责无权，形同虚设，不能  吸引有识之士担任。而在多民族国家中，这种单一体制还会滋生种族冲突。
现在某些人头脑发热，建议联邦改革不能就此停顿下来，还要继续向前推进——完全撤消联邦委员会，取消州长经由选举产生的制度，用地方驻军司令代替等等。这些无疑都会引起灾难性后果。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过度的中央集权同过度的地方自治同样有害。
所有联邦国家均实行议会两院制。这并非徒有其表。因为议会不仅是立法机关，同时也是代表机关。它不仅应该体现民意（这主要在几个人口密集地区得到集中体现），还要反映地方的声音。地方长官由选举产生同样是联邦制国家的特征之一。实行一院制和地方长官任命制无疑意味着俄罗斯作为一个联邦国家的终结，需要对联邦的宪法体制基础进行全面的重新考虑。其合理性十分值得怀疑。
现在最为重要的是，在地区无政府状态与过度集权这两种极端做法之间寻求中庸之道，建立一种中央同地方互相协作、顾及双方利益的有效机制。
为此需要继续对联邦委员会的改革，其成员不能由地方领导人决定，而要由人民选出并对人民负责。
赋予由所有州长组成的国务委员会更为重要职能的主意也不坏，这可以  稍稍补偿一下他们失去联邦级政治家地位的遗憾。目前看来，国务委员会只具备无足轻重的作用（如果不是装饰作用），仅有商议权，而无表决权。
在所有的联邦国家中，司法机关在解决中央与地区争端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在俄罗斯，这一权力大多落到了总统和政权机关的手中。显然，宪法法院在这一点上有巨大的权力空间。我认为，在七个新划分的联邦区中设立联邦地区法院是极为有益的。其主要任务将是处理联邦主体的基本法规与国家法律（顺便说一句，国家法律中自相矛盾的地方也不少）之间的冲突。
国家不应该废除联邦体制。相反，应该对它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