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卧室里的风险资本家

周五晚上，弗兰克开着本田车跟一帮朋友去吃饭，却丝毫没有如释重负的神情。我问他，白天的熊市是否把他吓坏了。“没有，”他的嗓门出奇的大，“干这行就得冒险。”
有迹象表明，硅谷生活的残酷无情开始造成危害。1999年，美国增长最快的高技术中心是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不是硅谷；事实上，去年拥向硅谷的人数与纷纷迁走的人数相当，这是5年来的第一次。
没什么可奇怪的。过去十年来，该地区的生活质量每况愈下。城市招不到警察，交通一片混乱，中小学师资不足。如果不加入高技术行业，那你干吗要在这儿？硅谷的核心矛盾就在于，虽然它发明的技术使地理位置越来越无关紧要，但如果你是高技术工作人员，这里仍是最佳去处。部分原因是这里容易得到开办新公司所必需的大笔资金，部分原因是纯粹为了紧跟潮流。
“对技术的依赖程度越高，就越能理解，微妙的能源是通过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得来的，”未来研究所（位于门洛帕克）的创始人保罗·萨福说，“在硅谷，你可以耳濡目染地了解新趋势、新热点”。
拥有大批移民的地区往往受到民族和种族紧张关系的困扰，迄今为止，硅谷是个例外。但在繁荣时期维持和谐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要看繁荣过后会怎样。不过，硅谷真正的人际分界线不是种族，是阶层：它正迅速演变成由两个群体组成的社会，一个是精通技术的全球精英，一个是为他们服务的人。在旧金山，许多艺术家和小企业不堪高昂的房租而流落他乡，强烈的反对情绪已经隐忍待发。高技术公司的库房外墙上涂满了“evicted（流寇）．com”和“greed（贪婪）．net”等字眼。这些抗议之声是社会风暴高涨的前兆呢，还是败退者的牢骚？眼下尚难定论。（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