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商业间谍活动揭秘

美国情报部门在冷战后为自己找到新的角色，那就是对外国公司进行间谍活动，帮助美国企业在全球市场进行竞争
美国情报部门在冷战后为自己找到新的角色，那就是对外国公司进行间谍活动，帮助美国企业在全球市场进行竞争
【英国《星期日独立报》7月3日报道】题：新冷战：美国如何为了它的经济利益对我们进行间谍活动（记者  邓肯·坎贝尔  保罗·拉什马尔）
这是一场新的冷战。美国情报部门在柏林墙拆毁之后面临着规模的缩小，现在又为自己找到新的角色，那就是对外国公司进行间谍活动，帮助美国企业在全球市场进行竞争。
新的冷战
《星期日独立报》记者获得的文件显示，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在克林顿政府为支持美国公司争夺海外合同而奉行的“大力宣传”政策的促使下投身于一场新的激烈贸易战。目标包括英国和欧洲的公司。争夺的合同价值数十亿美元。
对美国间谍来说，一个重要的工具是代号为“梯队”的全球窃听系统。

“梯队”窃听系统是英美两国的世界性间谍系统的一部分。它能接收通过卫星传送的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美国情报部门能够截获重要的保密通讯，而且常常是外国政府与欧洲之间的通讯，从而帮助美国公司获得重要的合同。
英国通过它的绝密窃听机构GCHQ在“梯队”系统中发挥的作用使托尼·布莱尔政府受到欧洲伙伴的谴责。90年代初，美国政界人士和情报部门负责人决定，美国在冷战期间遗留下来的强大而又得不到充分利用的情报机构应该把目标转向盟国的经济。
情报活动的目标不仅是例行的国际贸易，而且还有共产党垮台之后和美国贸易官员所称的新兴市场（例如中国、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的快速发展创造的新机遇。
几项令人震惊的成果
克林顿的这项新政策在1994年1月取得了最令人震惊的成果。当时的法国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飞往利雅得缔结一项价值60亿美元的武器、客机和维护协议，包括出售欧洲的空中客车飞机。结果，他空手而归。
《巴尔的摩太阳报》后来报道说：“国家安全局从一颗商用通讯卫星上截获了欧洲空中客车工业公司、沙特阿拉伯国家航空公司和沙特阿拉伯政府三方之间的所有传真和电话通讯。国家安全局发现，空中客车工业公司的代理向沙特阿拉伯的一位官员行贿。它把这个情报交给了为波音公司争取这份合同的美国官员。”
克林顿政府对沙特阿拉伯人进行了干预，这份合同最后落到波音公司手里。
美国情报部门起到决定作用的第二份合同涉及巴西。1994年，国家安全局截获了法国汤姆森—无线电报总公司与巴西之间就SIVAM监视系统的通话。这个价值14亿美元的系统用于监视亚马孙热带雨林的情况。据称，该公司向巴西政府产品选择委员会的成员进行过行贿。结果，这份合同授予了美国雷神公司。据事后宣布，“商务部为在这个项目上支持美国工业作出了巨大努力”。
这只是美国政府的“宣传中心”到目前为止公开宣扬的数百个“成功”事例之一。他们并没有说中央情报局或国家安全局在哪些方面对赢得这份合同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他们常常自夸战胜了英国、欧洲或日本的竞争对手。
美国“战胜英国”竞争对手的事例包括菲律宾、马拉维、秘鲁、突尼斯和黎巴嫩的发电、工程和电信项目。在印度，中央情报局曾为争夺孟买附近的一座70万千瓦发电站项目监视英国的竞争战略。1995年1月，这项价值4亿美元的合同授予了美国安龙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和比克特尔公司。
还是在1995年，通用电气电子系统分公司获得了在突尼斯兴建一座电厂的1.2亿美元合同。宣传中心说：“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战胜了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公司，夺得了这个项目。”
“消除比赛场地障碍”政策
《星期日独立报》记者获得的文件和资料显示，至于美国情报部门是否应该有计划地帮助企业的这个关键问题已经在1993年克林顿当选总统之后得到解决。他任命民主党的主要全国筹款人（包括已故的商务部长罗恩·布朗）担任要职。他提出的政策是“在符合美国利益的领域大力支持美国竞标者参与全球竞争”。不久，美国政府的每一个部门，从矿务局到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都在为美国经济的繁荣获得合同方面发挥了作用。
这项被克林顿政府称为“消除比赛场地障碍”的新政策包括为美国的商业利益搜集、接收和处理秘密情报。
1997年的一份报告详细描述了巴基斯坦官员在伊斯兰堡和北京两地之间进行电话和传真联系的情况。报告抱怨说，驻北京的巴基斯坦官员被告知，以后的信件应通过外交邮袋递送。报告警告说，如果遵守这个指示，这将“严重限制我们的监视能力”。所有这些报告都被列为“绝密”。这表明，为搜集这种情报采用了高度机密的监视方法。
新贸易战的指挥中心
克林顿发起的这场协调一致的新贸易战的指挥中心是设在商务部内的“宣传中心”。这个中心由美国商务部下属的“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管理。
“行政支持办公室”则是设在商务部的一个极其秘密的机构。它的工作人员是中央情报局官员。这些官员持有绝密级出入证，与美国情报部门保持直接联系。直到不久前，它一直被发人深省地称为“情报联络办公室”。
据1993年成立的美国情报改革委员会的成员洛赫·约翰逊说，商务部、财政部和国务院的官员在不透露情报来源的情况下向美国公司提供情报
他解释说，比如，如果一名政府官员获悉一个外国竞争者即将获得一家美国公司寻求的合同，“商务部的某个人可能会给一名美国公司经理打电话，告诉他说‘请注意，如果你再抬高一点标价，你得到那份合同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他们提供了这种情报。但是，他们通常以非常含蓄的方式提供这种情报”。
1994年，一份提交给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说：“情报界在这个领域（工业间谍）的主要情报活动提醒美国决策者注意为使寻找国际贸易的美国公司处于不利地位而进行的政府对政府的游说活动。对1986年以来的情报报告进行的审查发现，外国政府为本国公司与美国公司争夺海外生意进行的大力游说活动约有250起。”报告又说，自从克林顿政府上台以来，涉及300亿美元的72起游说活动受到情报界的监视。
《华尔街日报》3月份一期刊登了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的文章。他声称，中央情报局监视欧洲公司只有一个理由。他在文章中写道：“欧洲的多数技术都不值得我们窃取。我们搜集你们的情报是因为你们行贿。你们公司的产品常常比你们的美国竞争对手成本高，技术落后，或两者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