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出虎穴又入狼窝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6月4日文章】题：才出虎穴又入狼窝（记者  詹姆斯·穆尔）
在二战初期，随着英国军队撤退到敦刻尔克海滩，英伦三岛都陷入担心德军入侵的恐惧当中。于是英国政府下令将旅居该国的三万多名德国籍和匈牙利籍人投入收容营，因为它担心这些“敌国侨民”可能成为希特勒安插在英国的“第五纵队”。
但实际上，3／4左右的被收容者是为躲避纳粹迫害而从德国逃到英国的犹太人，其中包括现年77岁的英国博物馆发展基金会主席、前皇家歌剧院院长克劳斯·默泽爵士。他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被警察带走
在战争开始时，就有传闻说英国政府要收容一些人，但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件事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当时我们还在为能够逃出纳粹的魔爪庆幸不已。我是在1936年14岁时来到英格兰的。我父亲曾是柏林的一位银行家，正是他的远见使我们全家在纳粹上台后不久就离开了德国。初到英国时，我们家住在伦敦西南的帕特尼附近。我到一家寄宿学校上学，我哥哥彼得成为帝国学院工程学系的学生。
我在17岁时被英国政府收容。被收容前的那个晚上，我还在同一名女友观看歌剧《阿伊达》。第二天早晨6点钟，警察就来抓我了。现在我一看到《阿伊达》这个歌剧，就不禁想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两个穿制服的警官让我准备离开。我母亲不是收容对象，她站在门边哭个不停。警察带走了我和父亲及哥哥。
我们同数万名被收容者一起被带到萨里的一个运动场里。对我们兄弟来说，当时的情形还有点像冒险，但对我父亲来说，那是十分恐怖的事情。他放弃了一切逃出希特勒的“虎穴”，最终又落入英国的“狼窝”。
三人在一起
在运动场上，我们被要求交出所有值钱的东西。我有一块高级手表，那是父母送给我的珍贵礼物。我将手表交了出去，以后再也没看见它。以后几天，男人们被运往英国各地的收容营或被驱逐出境。担心家庭天各一方的父亲恳求警官将我们三人放在一起。
又一天早上，我们被集中在一个大圈子里，一位下级军官开始念名字和他们将要去的地方。我和父亲将被送往利物浦的海顿，但我哥哥却要被驱逐到奥地利。患有肺病的父亲很高兴我能同他分到一起。后来负责机构说彼得也可以和我们在一起。
共有5000余人被送到海顿的收容营。那是一处破烂不堪的居民区，我们住在肮脏的房间里，睡在同样肮脏的床垫上。收容营周围有铁丝网、探照灯和很多岗哨。我们吃得很糟糕，晚上那里还要实行宵禁。我父亲因病情加重而被送进收容营里的医院。
对父亲那一代放弃一切逃到英国的人来说，在被他们最愿意帮助的政府拘留后，他们感到非常悲痛。很多人因不能忍受这种侮辱和理想的幻灭而自杀。
开始职业生涯
不久以后，大多数人在营地里找到工作。收容营里有一家银行。我记得曾从银行里取过钱，尽管几乎买不到什么东西。那里还有一所小型大学，一些老师还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我曾学习过几周的西班牙语，但很多时候是在踢足球和学习园艺。当时我对数学很感兴趣，并成为一名统计学家的助手。总之，我的职业生涯是从收容营里开始的。
我将我从收容营里写给母亲的信都保存起来，其中一封1940年6月26日的信写道：“巧克力刚刚收到。请尽快将其它东西寄来。你不能给我寄书、唱片和香烟，其它东西都可以。我们现在有《每日电讯报》，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我们同收容营里的卫兵的关系一直不错。有人还开了一家咖啡店，在那里我们能吃到奶油蛋糕，虽然没人知道老板是从哪里搞到的原料。在英军同德军作战期间，营地里的大喇叭天天告诉我们又有几架敌机被打了下来。
1940年9月我父亲获释，很快他们也让我走，因为他们认识到当年17岁的我太小了，根本不必呆在那里。当我离开收容营后，我到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后来我想成为一名飞行员，但他们不让我上战场，因为我是“敌国侨民”，即使我们是遭到纳粹迫害的犹太人。
收容营里的那段经历像一场噩梦，尽管我现在可以理解在局势紧张的二战期间，英国政府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但它对待我们这些犹太人的方式太不公平，因为我们是非常支持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