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纵横谈7斯蒂格利茨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理亚洲危机不当

【德国《时代》周报4月19日一期文章】题：算账（作者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我在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时（从1996年到1999年11月）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怎样与美国财政部一起对过去50年中最糟糕的经济危机——亚洲经济危机作出反应。我感到吃惊。
在亚洲经济危机爆发之前，拉美国家已经经历了一场经济危机。大量的国家赤字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一些国家导致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这些国家适当保持预算平衡，并采取比较严格的货币政策。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泰国提出了同样的条件作为提供援助的前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人说，国家节约开支能重新获得人们对泰国经济的信任。但当危机向其他东亚国家蔓延——并且尽管情况已经表明，这种政策甚至对泰国有害——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毫不犹豫地给其他危机国家规定了同样的疗法。
当时我反对这样做。因为东亚国家与拉美国家不同，它们的预算已经有盈余。此外，东亚国家已经在奉行严格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率很低，有的甚至下降。东亚国家的问题不在于像拉美国家那样政府不理智，而是在于私营经济部门不理智，也就是说所有那些搞房地产投机活动的银行家和贷款人不理智。在这种情况下，我担心采取节约措施不能使东亚的经济复苏，而是会使东亚经济陷入衰退或者甚至陷入萧条。减少国家开支只会使经济继续萎缩。因此，我开始提出改变政策的主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喜欢在局外人不提出许多问题的情况下从事其业务。据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它提供帮助的国家的民主制度。但事实上他通过规定某种政策削弱了民主进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然没有正式作出什么规定。它只是“商谈”提供援助的条件。但谈判权完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方。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很少给当事国政府足够的时间与议会或居民商讨。有时它甚至完全放弃假装坦诚，并且达成秘密协议。
我的失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在危机扩大到印度尼西亚后，我的忧虑增加了。世界银行新的调查结果表明，在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里出现经济衰退可能引起各种社会和政治动乱。因此，1997年底我在吉隆坡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宣读了一份细心准备和经世界银行审查的表态。我指出，过分收缩的货币和金融政策可能导致印度尼西亚政治和社会动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坚持其观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说：东亚与墨西哥一样必须咬紧牙关。他强调，墨西哥在经历短期痛苦之后得到恢复。
但这是一种荒谬的比较。墨西哥没有恢复过来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这个国家加强其软弱的财政制度。在危机结束几年后，墨西哥的财政制度也还软弱无力。墨西哥的经济得以恢复是因为向美国的出口大幅度增加，这应归功于美国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繁荣。但印度尼西亚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日本，当时日本本身处在经济萧条之中，直到今天日本的经济仍不景气。与墨西哥相比，印度尼西亚在政治上和社会方面更具爆炸性，印度尼西亚存在根深蒂固的民族冲突。如果再次爆发民族冲突，这会引起大量的资本外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者们指出，经济衰退的结束是该机构采取有效政策的证明。这是胡说。任何经济衰退总有一天会结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做的只是使东亚的经济衰退变得更严重和时间更长。恰恰是最严格地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泰国迄今为止恢复得比马来西亚或韩国差，马来西亚和韩国选择了自己的方针。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恰恰是聪明、也许甚至是杰出的人可能想出如此糟糕的政治行动方式。其原因是，这些聪明的人没有利用理智的经济理论。来自华盛顿的经济专家们的模式是多么陈旧，多么不切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