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与俄罗斯系列之二政治实用主义正取代浪漫主义

【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第17期文章】题：实用派正取代浪漫派  （作者  塔季扬娜·涅特列巴  维塔利·采普利亚耶夫）
普京已经正式走马上任，一些人欣喜不已，期待着奇迹出现。另一些人则深信不疑：俄罗斯的棘手问题——从贫困到车臣问题，普京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就是我国由来已久的那种浪漫主义情结——在几代苏联人看来，甚至死亡了数百万同胞的内战也并不是一场民族灾难。
浪漫派
俄罗斯历来是一个充满形形色色幻想家的国度。他们把未来理想化，诅咒过去，相信每一个新的执政者。
1991年，俄罗斯曾经相信叶利钦执政期间会出现奇迹，因为已对戈尔巴乔夫的喋喋不休感到了厌倦。叶利钦上台了，说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都是联盟的错，是它毁了俄罗斯。”后来，叶利钦开出了实行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药方——似乎是找到了通往光明的资本主义明天的金钥匙。人们相信了他，跟着他前行。
的确，在早些时候，即1985年，人们同样相信了戈尔巴乔夫，因为对那些连文件都读不顺溜的老朽们感到了厌倦。戈尔巴乔夫上台了，也说了一番惊人之语，大谈裁军和公开性。像西方一样自由自在幸福生活的前景仿佛在远方时隐时现。在改革的最初几年，浪漫主义思潮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更早些时候，人民相信了共产党人及其提出的实现社会公正的空想主张和确立世界优势的神话。“我们正在追赶并将超过美国”，“这一代人将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总而言之，我们越相信一个新的执政者，在他离开的时候对其失望越大。
犬儒学派
政治家的职业需要浪漫主义吗？前总理谢尔盖·基里延科认为，这是必须具备的。他说：“如果你不善于幻想，你就不能前进。但如果你不善于行动，你的幻想就只能是纸上谈兵。这是一门艺术。”
另一位前总理谢尔盖·斯捷帕申离职后在本报做客时承认：“也许，我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因为我一直把内心的感受放在第一位，我总在问自己：我是畜生还是人，我有没有良心？”
当然，当一名好的政治家并不意味着要堕落到没有良心的禽兽不如的地步。但是，当需要的时候，却不善于表现得心黑脸厚——这也是一种不适宜从政的表现。因为在政治中要达到任何目的，即使是最高尚的目的，都需要精于算计，需要会耍手腕，搞阴谋。
可以说，大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在这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他精明过人，善于表演。某些人认为，与其截然相反的人是“亚博卢”联盟领导人亚夫林斯基，他被称为典型的“戴白手套的荣誉骑士”、正在消失的浪漫派火种的代表。亚夫林斯基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至少他再也没有高喊在500天内就能使国家生活发生变化。
哲学家、政治学家、私有化之父阿纳托利·丘拜斯的哥哥伊戈尔·丘拜斯说：“我本人早就不相信任何一位俄罗斯政治家。 
实用派
现在回头谈谈普京。这位因为社会中再次出现的浪漫情结而上台的新总统将有什么表现呢？
普京的机遇是前所未有的。形象地说，叶利钦已经为自己钦定的继任者耕耘出了一片政治土壤。杜马和地方官员愿意听从总统调遣；权力机关正同心协力解决过去的遗留问题：通过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解除了斯库拉托夫的职务，土地法很快将获得通过。
但是，新总统面临着一个老问题是：竭力讨所有人喜欢，还是继续推进改革——而这必将触动某些人的利益？看来，普京选择了更实用的途径：一方面，他继续保持自己的浪漫形象，一会儿登上海底潜艇，一会儿在全国各地视察；另一方面，几乎是不动声色地调整国家权力机构，迫使地方官员向国库纳税，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和宪法生活。
克里姆林宫再也不能接受在与西方的关系中保持浪漫主义的做法。普京当选之后的第一次国际出访到达英国是对批评车臣战争的外国批评家的一种特殊回答。新总统之所以选择欧洲政治家中最年轻和雄心勃勃的布莱尔为自己的盟友，是因为可以成功利用世界矛盾，而这种利用对自己的国家只有好处。奢华的“桑拿会晤”时代已经过去。
对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表明，俄罗斯与近邻的关系也成了纯粹的实用关系。友谊归友谊，但钱终归是自己的。普京在卢卡申科处做客时重申了建立俄白联盟的主张，但同时暗示，保持友好不应当有损俄罗斯的利益。在基辅，乌克兰总统库奇马试图用老办法解决乌克兰的债务问题——坐在谈判桌前不停地劝客人喝酒，但没有成功。实际上，俄罗斯已经公开对乌克兰威胁说，如果拒不偿还天然气债务，天然气管道将绕开“赖帐”的邻居。
在建立自己班底过程中，普京也是出于实用主义考虑。尽管受到与“叶利钦家族”有牵连的指责，但普京最初倚重的仍然是在政坛有职业犬儒学派（古希腊小苏格拉底派之一）之称的沃洛申、苏尔科夫、帕夫洛夫斯基等人。这个班子帮助他赢得了大选。在经济方面，俄罗斯新总统同时采纳了温和派格列夫和以自由派著称的伊拉里奥诺夫的建议，可以说，取所谓的“中庸之道”。
作家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认为：“普京未必能建立起一个超级大国。形象地说，这并不是一艘可以迅速飞向各星球的宇宙飞船，而是一枚‘地对地’导弹，‘高精度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