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盖─弗朗西荣：“中国来到了非洲”（续二）

摩洛哥人士盛赞我工农业生产取得惊人成就；雅盖—弗朗西荣利用我调整去年指标对我大跃进作歪曲和挑拨宣传。
我在离开易卜拉欣首相办公厅主任奥阿德的时候，对于人们对中国奇迹的奇异的魅惑非常不解。因而我希望会见人们介绍给我的、疯狂崇拜毛泽东著作的人们之一：穆罕默德·蒂巴里，他是摩洛哥劳工联合会政治局有影响的委员。
在我遇到他的时候，他对我说：“请参加摩洛哥劳工联合会１１月１７日举行的招待会……我们可以谈谈。”
当我到达的时候，已有一千多个年青的工会工作者在跳舞。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三个身穿同样浅色服装的矮小瘦削的人身上：这是三个中国人，人民中国驻拉巴特大使馆的职员。他们是这次招待会上的“明星人物”。
因此，我同蒂巴里的会谈很容易地开始了。同我谈话的这个人在１９５７年４月在中国逗留了十五天，他是应北京政府的邀请，率领摩洛哥劳工联合会代表团前去访问的。
他以无法形容的热情向我谈起这个国家——他知道我刚刚在那里住了八个月。一种万灵药
在他说来，中国的经验是一种医治“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遭受的一切苦难的万灵药。他在谈话中常常提到“第三世界”。可是他每句话中都提到“惊人”这一词。
他似乎也不知道，一年多来，由于成立了“人民公社”，中国的革命有了基本的转折。他所记得的还是在去年“大跃进”运动之后，北京宣布的工农业生产的惊人成就。我告诉他，在今年８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非常正式地承认这些数字是错误的，并决定把原先规定的１９５９年的经济指标削减三分之一以上。他表示惊讶，甚至不相信。他还不知道这回事。
这是一种恶意吗？我不这样认为。主要是由于消息不灵通和在他身上以及在许多其他摩洛哥知识分子身上所出现的最奇怪的现象。蒂巴里还向我讲了他这次旅行中最突出的印象：“在中国，人们立即感觉到政权得到全体人民的支持……？”
当人们知道，同周恩来政府邀请的所有其他客人一样，他在中国逗留期间是按照仔细安排的日程行动的，从正式宴会到参观典型合作社和模范工厂，又如何能怀疑这种信念的诚意呢？（待续，文内的小标题是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