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黑幕中情局不择手段进行文化战

【美国《洛杉矶时报》4月9日文章】题：间谍与文人  副题：中情局
刘易斯·拉帕姆）
1947年3月，在新出现的美利坚帝国的首脑看来，欧洲的形势就像俄国革命的写照。这个冬天非常寒冷，牛死在地里，河结成冰，雪覆盖着圣特罗佩山。街道被炸得坑坑洼洼，人们饥肠辘辘。维也纳树林被作为燃料烧了；1300万难民在冰天雪地的荒郊野外流浪，寻鼠为食，入洞而眠。
一幕幕悲惨的情景使人们开始相信共产主义的希望。在意大利和法国，左派政变的谣言流传于咖啡馆，暗示于新闻和情报报告的字里行间；在慕尼黑和米兰，苏联控制的青年组织上街游行（唱着歌，拿着花）；在巴塞罗那和马赛，工会起来斗争（高举标语牌，喊着口号）；克格勃的特务以中学体育老师的身份来掩护；大学教授散发介绍马克思和列宁的材料；广场的塑像上贴着反美标语。中情局成了文化部
在华盛顿的官员看来，这幅情景不妙。盟军以民主和西方文明的名义打赢了对希特勒的战争，现在似乎正在把和平输给斯大林。
1947年6月，美国发动了马歇尔计划的机器；两个月以后，新组建的中央情报局承担了宣传美丽的亚美利加的任务。当时共产党的宣传把美国描述成实利主义的荒原，住在那里的是嚼着口香糖的汽车推销员、对黑人施私刑的人、不懂葛兰西（意大利著名理论家——本报注）和塞利纳（法国作家——本报注）的作品的无知庸人。中央情报局的任务是发动反攻，把美国描述为一个具有美德的帝国，不仅热情对待商业，而且热情对待文艺。在以后的20年，中央情报局在策划阿富汗的政治行刺、经常欺骗美国国会、推翻危地马拉和伊朗的当选政府的同时，秘密起着文化部的作用，执行艾森豪威尔总统“以和平的手段让世界相信事实真相”的指示。
美国在文化战线的冒险活动成为弗朗西丝·桑德斯富有洞察力但引起麻烦的著作的主题。弗朗西丝·桑德斯的著作《文化冷战：中情局与文艺界》中，那些戏剧性的人物从事的是秘密活动，他们擅长混淆视听，常常互相欺骗，也欺骗自己。
在50年代，美国没有什么知识分子怀疑过苏联国家的邪恶；同中情局那些偷运枪支的特工人员一样，该局那些搞宣传的人从国务院、白宫和对外关系委员会传阅的国家安全指令中得到暗示。1954年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提交的一份备忘录在这方面说得更加明确：
“我们现在显然面临不可饶恕的艺术的敌人，他们公开宣布的目标就是不惜以任何手段和任何代价主宰世界。在这种竞赛中没有规则。迄今为止可接受的人类行为准则不适用。美国若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重新考虑长期以来美国所持的‘公平竞赛’的概念……美国人民可能有必要知道、理解和支持这种根本对立的哲学。”艺术成为准军事资产
文化点缀必须为必要的政治服务。波士顿交响乐团是战争的武器，诺曼·罗克韦尔的画和乔治·格什温的歌曲也是这样，它们都是准军事资产，调动他们得像对待代号或者导弹部署那样精心。
中情局开始争取欧洲非共产党左派的忠诚，也就是那些坐在咖啡馆看《新政治家》和萨特（法国哲学家——本报注）的至理名言的人。在巴黎奥斯曼大街，中央情报局组织了文化自由大会，从欧洲大陆的这个总部控制美术展和文学座谈会的战术流动。在一代人的时间（从1950年一直延续到1967年行动失败），中情局安排了耶鲁合唱团的巡回演出，为阿伦·科普兰和伦纳德·伯恩斯坦的音乐会提供布景，供给图书馆马克·吐温、路易莎·奥尔科特和舍伍德·安德森的著作，上演桑顿·怀尔德和莉莲·赫尔曼的剧作，展出杰克逊·波洛克和乔治娅·奥基夫的画，鼓励玛丽·麦卡锡、德怀特·麦克唐纳和罗伯特·沃伦写出新作。
中情局通过挂名组织和基金会（它们中有17个只有邮箱和信笺抬头）提供经费；让美国大的文化团体听从它的调遣。第二种手法比第一种容易。50年代国家的统治阶级人数较少，他们富有，多数是新教徒，进过同类学校，属于同类俱乐部。他们敬佩丘吉尔，受到帝国冒险传奇故事的激励，给美术馆和交响乐团的董事会安排人员，办出版社，开报馆。所有的人都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别人的事，华盛顿搞秘密活动的人请求纽黑文或者纽约公开活动的人的支持并不困难。在为中情局转帐的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中，桑德斯提到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普兰基金会、时代公司、国际笔会、大都会歌剧团和现代艺术博物馆、哈泼—罗公司、美国知识协会理事会和美国现代语协会。从1963年到1966年，164个基金会提供了700笔赠款（每笔一万美元），其中至少有108笔是部分或者全部由中央情报局出的。文化名流成为宣传工具
中情局从背叛的左派中招募它最希望得到的旗手。1966年到1967年间，中央情报局进行文化斗争的消息终于在报界披露，所有一流的文化人都矢口否认。他们认为自己从不听命于他人，独立性强，是道德和良知的代言人。是的，他们也许有一两次深夜在里茨的酒吧或者在开往布鲁塞尔的火车上，见过美国推销百科全书的人（剪着短发，眉清目秀，穿着布鲁克斯兄弟公司生产的雨衣，带着装满钱的手提包），但他们从来没有把他看作中情局的特工。他们充其量只记得同此人谈过莫扎特、坎帕内拉（美国职业棒球运动员——本报注）。也许是这样的，而成功宣传的一个明显标志是，“对象因为他认为是他自己的原因朝着你希望的方向前进”（中央情报局自己的手册中的斜体字）。
在看桑德斯的书以前，我就知道中情局以真善美的名义所做的一些事（如给《党派评论》出资等），但是我不知道规模有那么大，也没有想到纽约文化界给予那么大的合作。桑德斯列出的与中情局有关系的人就像美国文艺界的名人录。
许多作家和画家无疑知道政府对他们的文章和水彩画感兴趣，但是50年后我仍然找不到任何充分的理由起诉他们搞阴谋。艺术家接受他们能够得到的赞助，并不很在乎钱是来自教皇的顾问博尔吉亚、勃兰登堡侯爵，还是杜勒斯。
但是中央情报局同苏联的宣传机器一样，对艺术并无兴趣。它做广告，兜售产品，进行促销，把历史变成宣传鼓动。
到现在我们已经习惯把文化当做修饰政治名词的形容词（文化特性、文化发展与多样化、文化政策目标等），在我们翻开一本书或者走进美术馆时，我们寻找的是意识形态检查的印记，而不是表达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