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的顿河》手稿是怎样发现的？

【俄罗斯《议会报》3月11日文章】题：《静静的顿河》一书的手稿是如何被发现的
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刚一问世就蜚声文坛，跻身世界名著之列，但也从此背上了“剽窃”之嫌。长期以来，由于找不到这部世界名著的手稿，文学研究家一直对其“出身”争论不休，许多人不相信这部小说是出自当时只有23岁、只读过4年书的肖洛霍夫笔下。
研究肖洛霍夫的人认为，小说的手稿已在战争中被毁。但他们错了，多年来手稿一直妥善保存在肖洛霍夫的朋友、作家瓦西里·库达舍夫的遗孀和女儿那里。经专家鉴定，这确系肖洛霍夫的笔迹，“剽窃”之说终于不攻自破。手稿是记者兼作家列夫·科洛德内找到的，他向我们介绍了他寻找手稿的曲折经历：
找到下落
我是循着肖洛霍夫在莫斯科居住和工作过的地址开始寻找的，我希望能找到作家本人的信件或手稿一类的东西。我相信有许多东西保存在作家年轻时居住过的寓所里。
由于肖洛霍夫的朋友、作家瓦西里·库达舍夫的妻子结婚后没有随夫姓，寻找她费了许多周折，花了许多时间。直到1983年秋在莫斯科的新区别利亚耶沃见到库达舍夫的遗孀马蒂尔达·叶梅利亚诺夫娜，事情才有了转机……
叶梅利亚诺夫娜拿出一些旧照片，这些照片都是在莫斯科的一些照相馆拍的，年轻时肖洛霍夫和库达舍夫没少光顾这些照相馆。叶梅利亚诺夫娜向我叙述了她丈夫与肖洛霍夫相识的经过、肖洛霍夫临上前线前来告别时的情景以及肖洛霍夫的信件在她丈夫的办公室里不翼而飞的遭遇……
叶梅利亚诺夫娜一边说，我一边记。谈了一两个小时后，似乎该说的都说了，该看的也看了，该摘抄的也摘抄了，我习惯性地问了句：“您还有什么同作家生活有关的文稿吗？”
多亏我这一问！叶梅利亚诺夫娜想了想，默不作声地站起来，跑到另一个房间，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手里拿着厚厚的两个纸包。我问：“这是什么？”当时我猜想这可能是库达舍夫《最后的男子汉》一书的手稿。女主人回答说：“《静静的顿河》。”我已不记得那一刻自己的感觉，苦苦寻找了那么久的东西却在不经意间来到了面前……
我问她：“手稿怎么会在莫斯科，在您手里呢？”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带着这些手稿来找库达舍夫，说：‘你给我保管着。’我不止一次地问过他，这些手稿怎么办。肖洛霍夫回答说：‘你自己处理吧……’我说：‘要不送给肖洛霍夫研究者？’他手一挥，说：‘他们算什么肖洛霍夫研究者！有朝一日交给可靠的人……’”
我又问：“有没有什么地方提到过这些手稿？”“有过！”“在哪里？”“就在莫斯科。”我条件反射似地说了句：“这不可能！”因为多年来，我以为我已找遍了莫斯科的所有线索。
莫斯科出版的一本名为《枪林弹雨中的字句》的文集被递到我的手上。在许多记叙牺牲的莫斯科作家的特写中，有关于瓦西里·库达舍夫的一些材料：朋友的回忆、其著作的目录索引、信件等等。在文集的第304页有库达舍夫写的一封信，落款日期是1941年8月9日。信中说：“我还活着，身体健康。时间太紧，我拣主要的说。如果米哈伊尔在莫斯科，请他立即通过政治部找我，给我请几天假。我必须把《静静的顿河》手稿交给他。如果米哈伊尔不在莫斯科，立刻往他住的地方维奥申斯卡亚写信……”
我读了一遍，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又读了一遍。要知道，谁都能读到这些字句：文集是莫斯科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许多图书馆都有这本书。显然，我们的阅读和审校都不够仔细，否则我们早就可以来到保存《静静的顿河》手稿达60年之久的莫斯科这户人家了。
据叶梅利亚诺夫娜回忆，20年前曾有一个来自斯摩棱斯克的研究生找过她，说要写论文，看了几小时的手稿。临走时让她不要把手稿给任何人看，说这些材料够写10篇博士论文。但后来这人再也没见踪影，也没见他写出东西。
我问：“您打算拿这些手稿怎么办？”她回答说：“保存下去，这是对肖洛霍夫和库达舍夫的纪念。当年，每当空袭警报响起，我就会抱起手稿奔向防空洞，奔向我们家旁边的地铁站。等到时机成熟时，我会处理的，像肖洛霍夫嘱咐的那样。”
终见手稿
喝完茶后，我终于第一次打开了纸包。纸张两面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大都是各种各样的草稿，能发现有铅笔写的附注。字迹清晰、潇洒，极易辨认，标点符号也打得非常仔细。纸张比现代用的纸张长，草稿纸不太结实，微微泛黄。誊清稿所用的纸又结实又白，是种高质量的纸。
卷一至卷五无论是草稿，还是誊清稿，都有自己的编号页码，因此无法立即确定两摞纸加在一起总共有多少页。我目测了一下，大约有1000页！
怎么办？总不能在别人家就进行校勘分析，阅读手稿……我看了眼第一句，那熟悉的关于村子尽头麦列霍夫家院子的字句跃入眼帘。页边是用蓝铅笔写的各种附语。修改用的是墨水笔和彩色铅笔。第一页标注的日期为1926年11月15日。
第一个纸包中是《静静的顿河》卷一和卷二的手稿，包括草稿和誊清稿。卷一誊抄了3次，我翻了翻第一稿，上面没有卷首题词，第二稿上有卷首题词。第三稿为誊清稿。我把手稿的第一页与书的第一页作了对照，内容相同。
第二个纸包里是卷三、卷四和卷五。有些纸页改动部分很多。扉页上写着“《静静的顿河》，长篇小说”。
这两个纸包里的手稿是小说的第一册和第二册。
难道肖洛霍夫忘记把这两卷的手稿交给谁了吗？不，当然没有忘记。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肖洛霍夫一直保持着非凡的记忆力。在去世之前的几个月，我问过他几个问题，是他女儿玛丽亚·米哈伊洛夫娜帮忙转达的。作家准确地说出了1914年他住过的街道名称（其中包括早已改名的）。他不会忘记！但他没对任何人说起手稿的秘密。为什么？我长久地思考这一问题，想找到答案。我想，把手稿提供给诺贝尔评选委员会或其他任何决定著作权问题的机构对作家来说是件屈辱的事。为什么他不把手稿交给档案馆，而是留给两个女人呢？
我想解释只能是：手稿是肖洛霍夫送给亡友妻子和女儿的一份珍贵礼物，希望借此确保她们能有个富足的未来……
费尽心机
我和叶梅利亚诺夫娜的第一次会晤是在她先前的住所，马特维耶夫街一套拥挤的一居室。她们还养了一些纯种狗和小鸟，她们靠卖狗和小鸟来贴补家用……后来事情的发展真可谓一波三折。
女主人断然拒绝第二次见我。她不愿意把手稿供我工作之用，整个夏天她们都住在别墅里。
整个夏天我都用来阅读关于肖洛霍夫的文献。我想弄明白，为什么会出现“剽窃”一说，这种说法为什么经久不衰？我试图打开马特维耶夫街上的那扇对我关闭的门，但未能如愿……
于是我决定为她们做点事，把她们那套房子换成一套大一点的、新的居室。我找到莫斯科市苏维埃执委会，把叶梅利亚诺夫娜是烈士的遗孀、住房条件极差这一情况作了介绍。他们答应从作家协会的有限的住房中提供一套房子。就这样，我为她们争取到了一套宽敞的新房子，位于莫斯科西南部的别利亚耶沃。但她们却没有邀请我参加乔迁聚会。搬家之后又出现了新问题：电话。在我的奔走下，这一问题也很快得到了解决。只是到了这时，我才接到了去新居做客的邀请。当我第二次去这套新居时我见到了我寻找已久、梦寐以求的手稿……
叶梅利亚诺夫娜在房间里为我腾出个桌子，我可以在这里阅读和摘抄《静静的顿河》手稿中我所需要的内容。我没有提出把手稿带回家研究，我不想使自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开始的工作面临再次中断的危险。
我明白，如果我不能拿出手稿，哪怕是复印件，任何人都不会相信我。翻拍手稿也不太可能，况且叶梅利亚诺夫娜会同意吗？于是，我决定不再提任何要求，而是偷偷地把部分手稿拿出去复印。
现在莫斯科任何地方都能复印。但当时莫斯科只有很少几家单位有复印机，而且复印要经过领导的审批。我知道苏联记者之家有部复印机。我同那儿的人说好，不惊动领导为我复印100多页。
我的秘密行动是从一个冬日的中午开始的，我对叶梅利亚诺夫娜说回家吃中饭，然后把一部分手稿掖在大衣里，跳上出租车赶往记者之家……我就这样来回了几次。做这一切时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我对叶梅利亚诺夫娜只字未提这件事。当报纸上开始刊登我后来出的那本书的章节和手稿的复印件时，她也没有说什么。
是的，我是想通过手稿引起苏联最高领导人对手稿的注意。在前苏共中央负责意识形态的领导人之一格里戈里·普里亚欣的帮助下，我见到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弗罗洛夫院士。他建议在内部简报上刊登手稿的消息。我提出的赎买手稿的请求遭到了拒绝。
叶梅利亚诺夫娜去世后，1997年春她的女儿纳塔利娅·库达舍娃请我帮她卖手稿，她的开价是50万美元！谁能付她这么多钱呢？
我把库达舍娃的决定告诉了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费利克斯·库兹涅佐夫，他答应同国家杜马代表取得联系。1997年夏，纳塔利娅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她决定把手稿分成几个部分出售，并已把3页手稿寄给奥地利的女友，对方答应把手稿拿去拍卖。我跟她说这是一种犯罪，没人会买来历不明的手稿，总之，我试图阻止她采取这种后果不堪设想的做法。库达舍娃回答说，她需要钱，她想到国外买房子，到国外治病。
从那以后我们的电话联系就中断了。电话没人接，我写到别利亚耶沃和别墅的信也杳无回音。后来我才得知，纳塔利娅去世了。
我花了很长时间也未查清，死者的房屋和别墅，连同手稿由谁继承。房产管理局没有给予答复。莫斯科刑事调查局帮我找到了叶梅利亚诺夫娜的继承人，世界文学研究所也同她取得了联系。研究所再次对手稿进行了笔迹鉴定，10年前应我的请求已作过一次鉴定。
直到今天才终于有了从私人手中买下这部手稿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