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司开始像政府一样行事

企业正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比过去重要得多的角色。纵观全球，人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4月10日文章】题：公司国家的崛起（记者  劳伦特·贝尔西）
纵观全球，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开始像政府一样行事。
它们同游击队领导人谈判、修筑公路、建立学校。渐渐地，在国家不能或不愿确定劳工标准的地方，它们正在做这件事。
只有一个问题。
正当反对公司权力扩张的规模虽小但却在不断发展的运动在美国逐渐成为一股势力之际，一些公司由于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反而获得了更大的权力。这种强烈的反对是去年在西雅图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示威中初次显现的。预定本周末举行的更大规模的示威可能使这股反对力量势头更猛。
这场辩论的核心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应该由谁制定社会计划——是大公司，还是大政府？美国人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也有可能决定诸如竞选经费改革和反托拉斯诉讼等多种问题的前景。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公共政策教授约翰·埃尔伍德说：“真正的问题是流动国际资本与国家主义之间的冲突。世界贸易组织是这场冲突的靶子。”
大多数人的观点认为，公司越来越强，政府越来越弱。华盛顿的一位人类学家和管理顾问迈克尔·麦科比说：“企业在我们的社会中扮演了比过去重要得多的角色。”
人们对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看法不一。一些观察家认为，这种趋势不可逆转，因为全球化将使公司而不是民族国家成为21世纪世界舞台上的主要实体。另一些则认为这股势头只是暂时的。
不管怎样，企业积极采取行动的新迹象到处都有：
●上个月在哥伦比亚，两名美国企业家不顾美国国务院的反对为和谈而会见了游击队的一名领导人。
●里博克国际公司3年前在巴基斯坦建了一所学校，这是它为把儿童从工厂转到学校所进行的努力之一。这家总部设在马萨诸塞州斯托顿的公司保证说，它不会使用童工生产足球——作出这种承诺的公司寥寥无几。
鉴于企业日益增强的重要性，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全球条约，要求企业坚持某些环境、劳工和人权原则。
这一趋势受到了一些激进分子的激烈抨击。华盛顿一家法律周刊《法人罪行报道》的主编拉塞尔·莫海伯说：“我们是想要一个社会责任运动，让公司撒给我们一些面包屑，而让它们自己积累更多的权力？还是应否定公司的这种意图？它们不应拥有它们现在已经拥有的权力。”
例如，莫海伯把现行竞选资金筹措法比作企业对政府官员合法化的贿赂。他说：“（企业）控制着政治进程。”
另一些可能的改革者则采取相反的方针。如果不能使政府采取行动，他们就会求助于公司——哪怕这样的行动会加强它们的权力。
以保护全球服装和鞋类工人的利益为宗旨的维护劳工权益协会执行干事萨姆·布朗说：“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政府失责，才使公司处于这种地位。如果只有经济机构才能使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也没有什么不好。”
社会责任运动中的一些主要公司为它们的行动作了辩护。旧金山斯特劳斯公司的政府事务代理主任霍利·卡弗说：“这不是关于权力的问题，而是关于确保人们受到良好待遇的问题。”
这些公司说，它们十分希望政府收回这些权力。
里博克公司负责人权计划的副总裁道格·卡恩说：“这不是因为我们是干办学这一行的。我们希望以此作为一个样板，显示政府怎样能干得更好。这是为了促进变革。”
过去，当公司变得过强的时候，美国曾经重申政府的权力。那是发生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当时的进步改革了政府的法律，并打破了垄断。在新政期间，这种情况又再度发生。
今天，当联邦法官考虑如何打破微软的垄断时，观察家们在美国人民当中看不到重新确立政府权威的运动的广泛基础。
埃尔伍德说：“也许他们并不完全信任比尔·盖茨，但他们更不相信政府。”
麦科比说，其实，重新平衡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可能带来解决问题的新办法，就像美国富有的企业家——如安德鲁·卡内基、约翰·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在100年前所做的那样。他说：“看看他们当初建的大学和他们资助的图书馆和大型基金会吧……从长远来看，那将给社会注入一股新的创造力。”
另一方面，示威者们准备当财政部长们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会之时在华盛顿举行一系列大型集会。过去，这类会议几乎没有引起美国活动分子的注意。现在，由于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担心越来越大，它们与世界贸易组织一起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