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世界报》说中国「六五」计划增长幅度较为适度

【西德《世界报》八月九日文章】题：北京在确定新的轻重缓急次序，所订计划适度一些了（作者：奥·韦格尔）
对北京来说，要为未来作考虑的原因是够多的。例如，一九四九年以来人口翻了一番，而由于城市扩大和工业发展，农业的可耕地在同一时期却实际减少了一千二百万公顷。而且，劳动力与劳动岗位之间的剪刀差也在不断扩大；另外，内债在不断增加。
一九五三年以来颁布的五年计划中，有四个即第二至第五个五年计划，受到犹如国家机密一样的对待。实际上，怎么经常地和广泛地宣传这些计划也不为过份。只有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现在这个最新的五年计划的所有细节是公诸于世的。
这个（五年）计划显示了众所周知的中国式思考方法，并通过其有时是激情洋溢的用词使人回想起以前那些大多没有得到兑现的五年计划。这个计划同以前一样也是以“总产值”为出发点的。所谓总产值，也就是对国民经济进行总的计算后得出的一个参数，它不是以产品的质量或生产的合理性，而是名副其实地本着“吨位思想”，以纯粹的数量为依据的。
尽管如此，这第六个五年计划与以前的相比还是有三点不同：它所估计的经济增长幅度是较为适度的；它确定了新的轻重缓急次序（以钢和粮为“纲”的做法显然一去不复返了）；它还把（比较便宜地）改进现有设备放在优先于（昂贵地）建新厂的地位。那么，这些计划指标能不能达到呢？
一、如果（社会）总产值到二○○○年要翻两番的话，那么就必须使经济增长的幅度达到年平均百分之七点二。
中国人在这里提出的反论据是，第六个五年计划将只奠定增长的基础。从第七个五年计划（一九八六到一九九○年）起将要达到百分之七，这以后的五年计划将要达到百分之八到十的增长幅度，从而到最后也许甚至会超过百分之七点二的平均增长幅度。
二、中国僵化的经济管理能不能违反自己的本性并对经济增长作必要的推动。
在这方面，改革者们提出了他们新的于增长有利的政策：一方面将加紧培养后起之秀的工作，另一方面目前正在建立新的便于管理而不利于官僚主义的结构。
三、能否按照第六个五年计划所提出的前提的精神来控制人口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