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美国就业状况把脉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月29日一期文章】题：未来的工作
给跳槽者上课
在曼哈顿一间略显破旧的教室里，一个身穿笔挺蓝色西装的年轻人正向听众进行自我介绍。他自称名叫沃尔特——然后开始介绍他的找工作课程：“做好准备，了解自身情况。网络，网络，还是网络。”沃尔特就是以这种方式从加拿大建筑业跳到纽约人才中心的；如果目前的工作不满意，这也将是他跳槽到下一份工作的方式。
作为50年代的偶像，“组织工作者”究竟是怎样组成“五点钟俱乐部”的呢？这个俱乐部在美国全国各地共有20个分支，其成员大多为35岁至55岁，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年薪在10万美元以上。该俱乐部提供大量的就业建议。
该俱乐部的成员不是让工作决定自己的生活，而是要学会如何决定自己的目标——比如想象一下他们想在今后40年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围绕这一目标设计自己的事业。该俱乐部还迎合那些需要心理帮助而不是财政帮助的人，如一位18个月来赚了300万美元“但仍认为被抛在后面”的因特网经理。
当然，该俱乐部取得的某些成就要归功于美国欣欣向荣的经济，但它的创始人凯特·温德尔顿坚持说，该俱乐部之所以蓬勃发展，是因为它适应工作模式的基本变化。
不过，一些人给那些认为传统美国职业正逐渐消失的人泼了一些冷水。密歇根州立大学经济学家戴维·诺伊马克指出，大量的职业——教师、医生，甚至是劳工经济学家——极少出现跳槽现象。而在其它大量的行当，如建筑交易行业，对几代人来说，跳槽已成为家常便饭。工作稳定性的基本衡量标准是，人们在目前的职位上干了多久。1998年，美国的平均数是三年零六个月，高于1983年。
不过，有两个现象歪曲了这个数字：在1946年至1964年生育高峰期出生的那代人逐渐上了年纪。他们在劳动大军中占据47％，如今到了大多数人已不想跳槽的年纪；重返永久性工作的母亲数量的增加。
保住工作不容易
劳动大军中的其他一些人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变化。自从1983年以来，为年龄在35岁及以上的人提供的终身职位减少了。在美国，平均年龄在32岁的人已经在9家不同的公司干过。工作不稳定性大大增加了。大多数民意测验结果表明，美国人——尤其是长期干同一份工作的年纪较大的男性工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害怕丢掉工作。
最重要的是，职业应该迅速发生变化有充分的理由。企业研究组织会议委员会的经济学家肯·戈尔茨坦以从大的制造公司跳到小的服务性公司为例。工人不满百名的公司在美国劳动大军中占据一半，3个新的就业机会中有两个就是它们创造的。就连像通用电气公司这样的制造业巨头也在试图“变小”，把它们的业务分散到由自治单位组成的网络。
这意味着旧有的职业模式——雇员在一家公司从头干起并努力获得提升——正变得越来越少。小型服务公司极少拥有3个以上的阶层；就连等级制度仍然较为森严的大公司也往往会大幅度提升职员。遭到罢免的可能性也增大了。尽管美国每个月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超过10万个，另一个事实是，两年来每周大约有30万人首次抱怨说丢掉了饭碗，这表明许多人必须经过在找到另一份工作前无事可干的艰难阶段。
由于产品的使用周期逐渐减少以及来自世界上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的竞争，公司们不得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灵活。这种不确定性对一些工人有帮助：如果一家公司不知道下一个竞争威胁来自何方，它的一个策略就是网罗优秀人才以便尽可能多地为突发事件做准备。但这也增大了公司的压力，要它们把“非核心”业务包给（常常是较小的）专业化公司，或者雇用更多的临时工（如今5家公司中就有4家是这么干的）。
这从各个方面威胁到“组织工作者”曾经认为是与生俱来的权利的那类职业。大约1／10的美国工人——1250万人——要么是独立的承包商，要么签订了某种临时性合同。大约一千万人每月至少有3天（比1993年的比例增加一倍）是在公司以外的地方工作。  
硅谷模式带出新就业观
一种看法是，工作模式的最大变化发生在最高收入阶层和最低收入阶层。检验这一理论的一个好地方就是加利福尼亚的硅谷。这里有美国最具革新思想和发展最迅速的工业。
加利福尼亚创造就业机会的速度要快于美国其它地方，但它的劳工市场也更变化无常。该州工人的平均就业时间只有3年。他们中几乎有一半人为目前的雇主干两年或者更少的时间，只有1／5为雇主工作的时间超过10年。该州1／6的成年人称他们要么3年来失去了工作，要么正准备找新的工作，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即将失去现有的工作。
加利福尼亚经济中发展最迅猛的一部分是临时企业：它增加的就业机会是软件和电子设备行业的总和。如今，因特网看上去对该州“就业”方面的影响与它对股票的影响一样大。像Monster．com这样的就业网站几乎让每个人都很容易沉迷其中，“看看我到底价值几何”。
别的地方都要照搬硅谷的经验吗？也许不能完全这样。不管根据任何标准来衡量，硅谷对发展迅猛的高科技的重视程度都是不同寻常的。不过，从长期来看，改变那里工作习惯的力量很有可能在许多其它地方具有类似的影响力。美国信息技术行业的发展速度是美国整体经济发展速度的两倍。无论是在哪个州，这个行业都在带来更多的就业变化。
其它行业正开始显示出类似的模式。就像在硅谷一样，顶层人士的职业变化无常的程度是最大的，底层人士也一样。同一模式甚至在日本出现，那里临时工人的年需求量已从10年前的10万人激增至如今的一百万人。
工作方式改变了生活方式
因此，职业也许不会“结束”，但它们正变得更加灵活，很有可能越来越灵活。这种变化受到欢迎吗？持乐观态度的人声称，灵活的劳动大军基本上是对这种变化感到较为满意的人。拉特格斯大学和康涅狄格大学的研究人员前不久对工作趋势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91％的美国人说他们喜欢他们的工作。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认为，1700万美国人在1999年自愿跳槽，而5年前只有600万人。逐步遭到淘汰的许多就业机会一直都是相当累人和单调乏味的工作。就连相当单调的工厂如今都给工人更多的变化和责任（通过自治小组等形式）。
但也有令人担心的方面。首先就是工作过度。平均来说，美国人每年工作1957个小时，超过其它富有国家。据智囊机构经济政策研究所说，收入中等并育有子女的夫妻双方如今每年的工作时间加在一起为3335个小时。工作时间增加的原因是中等收入家庭的母亲外出工作，而不是呆在家中
移动电话和呼机起到电子链条的作用，使人们永久性拴在工作上。纽约的家庭与工作问题研究所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在曼哈顿，大约75％的受过大学教育的25岁至32岁的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0小时；在1977年，只有55％的人的工作时间这样长。在硅谷，出现了“沉睡的骆驼”（那些在周末贮存睡眠的人）这一说法。如今的父母每周与子女在一起的时间比1969年时的父母少22个小时。
许多人希望他们的生活具有某种可预知性。但消灭等级制度的风气使他们更难以为前途作打算。一些人获得了很大的提升。大多数人多年来呆在同一职位，没有保障、心情沮丧。
受教育仍是红利
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受到的挫折相比，受过教育的美国工人受到的挫折就算不得什么了。全职应急工人的收入基本上只占常规全职雇员收入的80％，他们的福利通常是最少的。当人们谈到基本就业机会正变得越来越吸引人时，他们通常指的是制造业的工作。许多服务部门的就业机会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问问送比萨饼的工人就知道了。
不平等问题继续存在。1979年，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收入比高中毕业生的平均收入高出38％；如今他们之间的差距是71％。
只有在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时，更灵活但却更没有保障的职业的好处和坏处才会变得显而易见。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教训却是明摆着的：接受教育，然后接受再教育。在50年代，5位美国工人当中就有3位“没有一技之长”，教育被看做是红利；如今5位美国工人中的那位没有一技之长者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继续接受再教育的必要性甚至延伸到大多数人的后半生。几乎没人能够仅仅依靠过去的辉煌过活，也不再能够仅仅依赖经验，因为经验会随着技术的日新月异而变得陈旧过时。
新的就业市场给公司带来的难题与它给工人带来的难题几乎一样多。最具天分和工作最努力的人都不大可能到斯坦福大学教授杰弗里·普费弗戏称为“有毒工作场所”的公司工作。把注意力集中在能力上面意味着不那么重要的雇员的日子不好过，但也意味着创造一群为该公司卖命多年的忠心耿耿的雇员；这些雇员已经吸收了它的特质，或者说帮助创造了这种特质；这些人足以能够把这种特质传递给未来的雇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