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律和舆论的力量——战争受害者呼吁清算日本战时罪行

【美国《华盛顿邮报》3月5日文章】题：律师把矛头指向日本的摧残（记者  迈克尔·多布斯）
纽约律师爱德华·费根因为代表二战大屠杀的幸存者办理数十亿美元的诉讼案而闻名，但他最近又把二战的代理诉讼事务扩大到新的委托人：日本战争罪行的受害者。
这位引人注目的律师在珍珠港事件纪念日（12月7日）正式开始行动，代表被当作奴役劳工使用的前战俘向日本工业巨头三井物产公司和新日本制铁公司等提出集体诉讼。还包括一系列后续行动。
配合这一诉讼工作的有一些议员、档案保管员、退伍军人及积极活动的美籍华人等，他们都感到现在是认真审查日本战时记录的时候了。他们一直力求引起人们对一些问题的注意。
出生在台湾的硅谷政治活动分子伊格内修斯·丁利通过因特网引起人们对日本战争暴行的注意。一些美籍华人正在利用类似美籍犹太人为确保大屠杀的受害者得到赔偿而采取的游说技巧。
加强对日本战时记录的注意在加利福尼亚州特别明显，居住在那里的100万美籍华人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的政治力量，而不像过去那样把历史的怨恨埋在心里。去年加州议会通过了两项帮助发动赔偿运动的议案。
主张赔偿的人说，要求日本公司赔偿的人仅在美国就可能有好几万，如果算上家属，可能有几十万。在美国已经提出18起集体诉讼案，还有几十起准备提出。
在联邦一级，参议员黛安娜·范斯坦以1998年通过的纳粹战争罪行公开法为样板，正在领导一场让美国政府公开有关日本战犯记录的活动。
所有这些努力使莱斯特·坦尼这样的人重新产生了希望。坦尼曾是美国战俘、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二战期间被迫在三井矿山公司工作两年，常常被殴打。这位退休的大学教授现在控告三井公司“强迫劳役”和不付工资
79岁的坦尼说，他在1945年时就试图找一位律师控告三井公司，但是没有人愿意接他的案子，直到去年夏天他才与圣迭戈的一位律师谈好。
现在还不清楚坦尼以及别的像他那样的人是否能打赢这场官司。
最终，同德国的情况一样，日本战争罪的问题也许在舆论法庭解决，而不是通过旷日持久的法律程序。
同德国不同，日本没有向大多数战争受害者进行个人赔偿。那些受害者包括美国和盟国的战俘，在1937年南京大屠杀中被强奸和杀害的人、生物试验的受害者以及朝鲜慰安妇。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美国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温和对待日本，允许日本天皇保留皇位，只让少数军国主义者承担战争的责任，因为日本是冷战中的重要盟国。布鲁金斯学会日本问题专家、前美国驻东京外交官爱德华·林肯说：“是我们让他们逃脱了责任。”
最近，包括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在内的一些洛杉矶的犹太人组织支持要求日本赔偿的努力。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已经要求司法部修改1948年的一项决定，那是一项赦免臭名昭著的日本生物战研究机构731部队的成员以换取有关日本生物战计划情况的决定。
该中心的副主任拉比·亚伯拉罕·库珀说：“从残酷而有计划地施暴这一点看，731部队的人与约瑟夫·门格勒及其同伙是一样的。”他指的是在劳施维茨集中营进行可怕的医学试验的纳粹医生。据历史学家说，731部队估计把一万名中国老百姓和盟军的战俘作为试验品，使他们染上瘟疫、炭疽和霍乱等病。
库珀说，731部队的负责人石井在战后仍获准继续在日本进行医学研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日本战争罪行赔偿运动部分是由美籍日本人推动的，这些人长期以来一直要求美国政府为战时拘留他们而给予赔偿，最后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