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经济存在萧条危险

文章指出，由于受经济繁荣持续时间创纪录的影响，甚至连那些持怀疑态度的投资者和经济学家也开始信奉起新经济来，同时还深信：新经济意味着商业周期宣告结束。但那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新经济绝不排除商业周期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推动经济发展到现时水平的力量使经济处于剧烈下滑的较大风险中。要不了多久，新经济繁荣很可能会被新经济萧条取而代之。这是一场可能比大多数人预料的程度要深得多的衰退和股市下跌。
【美国《商业周刊》2月14日一期文章】题：繁荣变成萧条的危险（作者  迈克尔·曼德尔）
由于受经济繁荣持续时间创纪录的说服力的影响，甚至连那些持怀疑态度的投资者和经济学家也开始信奉起新经济来，同时还深信：美国已进入通货膨胀降低、生产率提高时期。遗憾的是，人们太经不起诱惑，认为新经济还意味着商业周期宣告结束。
新经济萧条
那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历时长久的生产率提高当然是现实，而且还将继续下去。但是，新经济绝不排除商业周期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推动经济发展到现时水平的力量使经济处于剧烈下滑的较大风险中。要不了多久，新经济繁荣很可能会被新经济萧条取而代之。这是一场可能比大多数人预料的程度要深得多的衰退和股市下跌。
原因很简单：与以往历次不同，这次经济繁荣主要是受技术部门的推动，如软件、半导体、电信和因特网。这些都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增长—收益—规模”式的行业。意思是说，它们的初创成本都很高：编程、开发网站或敷设光导纤维电缆。但是，一旦完成了起动投资，随着客户增加，服务成本相对来说较低。这类公司在新兴经济地区业绩非凡，因为它们的生产率和利润随着公司的发展而提高。但是，在商业周期的低潮，它们要受到固定成本和收入减少的双重打击，使之比传统行业更易于出现利润和就业岗位大幅下降。
在许多冷静的经济史学家看来，时下的情形很容易令人想起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繁荣。那时，通货膨胀保持低水平、生产率呈现高水平。同时，由于当今新技术的发展，如汽车和电子行业，股市呈暴涨之势。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家、研究大萧条和20世纪90年代国际金融危机问题的著名专家巴里·艾肯格林说：“它们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令我担心。如果你相信历史会重演，那么，以股市为爆发点，发生经济衰退的所有因素都已具备。”
按照今天的观点，同样令人吃惊的是，20世纪20年代具有对联邦储备委员会强烈信任的特点。联邦储备委员会成立于1913年，目的就是控制商业周期。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经济学家雷克斯·特格韦尔1927年写道：“我们现在对货币的控制显然……达到了完全前所未有的稳定状态。如果这种稳定状态可以保持下去，商业周期最坏的一个特征就消除了。”
货币政策失误
可是，最终这种对美联储的信任被辜负了。经济学家现在一致认为：美联储及其它中央银行犯下的一系列政策失误致使1929年的股市崩溃发展成漫长的萧条。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史学家彼得·特明说：“我们无法避免20世纪20年代末的那场衰退。但是，如果有较合理的政策，我们是可以避免大萧条的。”
联邦储备委员会从那以来当然也学到了不少有关经济管理的学问。可是，20世纪20年代与90年代间仍有相似之处。正如1929年汽车销售量直线上升将经济推到惊人的高度一样，现在推动经济发展的也是信息技术开支。技术开支增长率实际上已从1997年的11％加速增长到1998年的13％和1999年的16％。因此，技术股价格突飞猛涨，而其余股价基本持平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由于信息技术已经吸收了用于资本设施全部开支的几乎一半，因此保持现有的两位数增长率将越来越困难。只要技术开支增长率持续放慢，比如降至5％，那么技术股价格不可避免地要被迫进行大幅度下调，重新估价，也许股市得普遍下调。
收入不稳定加剧
现在，即使发生股崩，它本身也不可能导致衰退。但是，股价骤跌造成的影响将因为新出现的消费者收入不稳定而加剧。过去，在经济增长和下降过程中，实际工薪收入基本上是稳定的。公司不愿立即解雇长期雇员或是降低工资。
但是，现在工人的收入与经济的繁荣或萧条、市场的变化动荡愈发紧密相关了。繁荣时期，基本工资因奖金、股票选择权及其它种种补偿而大大增加。那意味着工人的收入在接下来的下滑期间实际上可能大幅下降，加剧衰退的程度。还有很多一旦情况恶化就会遭到立即解雇的临时工。
普通家庭收支平衡也较过去更容易受到经济下滑的影响。现在的家庭把54％的资产放到股市上，而1989年只有28％。与此同时，美国人的负债也增加了。
“收入大屠杀”
公司部门也如履薄冰。一旦面对需求或利润疲软，新经济下的公司的首先冲动就是想方设法通过降价或扩大服务来摆脱困境。这种战略可以消除小企业的动荡，延长繁荣期。
但是，正如经济学家常说的那样，没有免费的午餐。新经济下的公司依靠不断涌现的创新。它意味着很难削减研究和开发开支以及资本投资。此外，它们对信息技术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即使是在困难时期，这些设施也需要维修保养。因此，当需求实际减少时，公司可能就得开始诈钱了。摩根—斯坦利—迪安—威特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说：“收入大屠杀确实将危害极大。”
今天，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适当的货币政策可以防止经济下滑。他们说，银行系统和资本市场足以强大到承受哪怕是严重的冲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米什金说：“我们可能会受到震惊，发生严重的衰退。但是，我不明白的是金融系统处于停顿的那种形势。”特明补充：“像我们以前经历的大萧条那样的严重萧条是不可能的。”
尽管如此，特明承认：“我们不可能以新的方式搞乱世界经济。”因为经济从未经历过以技术为基础的衰退，所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决策者们有可能犯重大错误。事实是，他们仍然依赖已经完全无法预料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强劲、通货膨胀保持低水平的预测模式，而且没有理由认为这些模式在预测衰退方面会有较好的表现。此外，可用于指导政策的月度和季度数据仍过于集中在老行业制造业上。比如，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耐用品定单的详细数字，但不公布软件的定单。
有悖常理的政策
另一个问题：在危机的初期阶段，情况究竟会变得多糟往往不太明显。比如，1929年10月股市崩溃发生后，公司和决策者们用了一年时间才意识到经济不会反弹了。类似地，1997年亚洲危机发生后，世界银行大大低估了危机对相关国家的投资和出口的影响。
由于没有陷入困境的明显迹象，就存在一种危险：联邦储备委员会起初将欢迎经济发展放慢和股市下跌。伴随经济下滑的很可能还有美元贬值，从而使进口物品变得昂贵，并有可能导致物价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乐于降低通货膨胀的美联储也许会提高利率。
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可能导致政府采取有悖常理的政策。比如，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在经济发展放慢时削减政府开支绝对是错误之举。可是，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都承诺要实现预算平衡。如果发生衰退，赤字再次出现，那么就有削减开支的政治压力了。这种政策失误的可能性也许比经济学家们倾向于相信的还要大，特别是在经济和技术变化日新月异的时候。尽管我们力求实现没有衰退的经济，繁荣和萧条仍要成为进步的部分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