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经济展望文章

经济进入非物质时代
哈佛大学商学院财经教授威廉·萨尔曼已认不得自己的学生了。他在1999年11月份的《哈佛企业评论》上发表文章阐述了发生全面变化的原因。哈佛大学商学院向来是人们进入美国商业寡头集团的关键入口之一。美国资产阶级的上层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这所大学，为的是使孩子们今后在大工业部门、商业银行或业务咨询行业有一个好的前途。但突然，形势全变了。作为美国权势集团的圣殿，哈佛大学商学院本来就比行动灵活得多的竞争者（如加利福尼亚大学）落后了好几年，现在又受到了“新经济”浪潮的冲击。今年，该校有35％的毕业生决定投身于创办企业或风险投资行业。
是否应当说这就是“新经济”或经济史上的新阶段？表明90年代的特点的两个重要情况使人们得出了一些简单化的结论。经济学家们对这些简单化的结论感到愤怒。所谓90年代的两个重要情况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周期特别长；因特网现象从1994年—1995年开始出现爆炸性形势。如果能对美国工业的复兴、交易所的好形势、创办企业的浪潮、合并—收购做法的流行和因特网商业的大发展进行综合分析，那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只根据这种分析就过早地得出经济已出现新的规律的结论则是危险的。
所以，几个月以来，人们倾向于对争论进行澄清，更明确地把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区分开来。这两个问题是：美国经济持续8年增长之谜；世界正明显进入工业新时期。为什么要把这两个问题区分开来呢？这是因为，一方面，现在，还没有任何因素能证明美国已找到了经济的魔方（或幻方）；另一方面，因特网革命才刚刚兴起，还没有对全球经济运转产生可以测量的影响。
在美国经济增长的长周期的背后，我们又看到了宏观经济争论的各个方面。积极的一面是，失业率低，物价上涨幅度小，预算有盈余，生产效益好。消极的一面是，家庭和企业债台高筑，国际收支逆差，交易所资产估价过高。但是，正在开始的技术革命将会在微观经济领域、企业的运转、消费者的心理和个人对劳动的态度等方面引起迅速的变化。将来（很久以后的将来），现在“微观”经济范畴内发生变化的东西将被纳入“宏观”经济范畴。
工业的历史上常常会有一些新技术突现出来。在一定的时候，一项重大发明能改变生产和交易的方式，而且还能孕育着一些社会和政治的组织形式，创造出新的日常生活标准。中世纪的磨粉机，文艺复兴时期的印刷术，18世纪的蒸汽机……所有这些都是引起生产和社会变化的重大发明。从19世纪末开始，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形成都应归功于电、电话和内燃机的使用。
到90年代中期，计算机和电信的结合开始对企业和家庭产生影响。但是，由于“福特主义”模式已是强弩之末（20世纪是雇用劳动制和消费社会的世纪，福特主义支配了这个世纪的多数时期），这种影响很快就被削弱
福特主义兴起于本世纪初的美国，其主张很简单：给在批量生产标准产品的工厂里工作的“职工—消费者”提供优厚的工资，以促进大量消费。劳动分工是这个时期的规则。大量消费和大量生产的联合作用刺激了生产效益。一方面是劳动的科学组织、产品销售和广告宣传，另一方面是购买力的提高和人们的消费欲望。这就是福特主义。福特主义不但建立了美国式的消费社会，而且影响到欧洲，适应了欧洲（特别是法国）的环境。1945年以后在欧洲出现了一种“国家福特主义”。
以前的新技术和现在开始出现的新技术之间的重要差别在于新技术的性质。直到20世纪以前，除了印刷术的发明以外，多数新技术导致的结果是改善了地球上人们的身体条件。内燃机、电和新的运输工具首先是使人的肌肉轻松了。从工厂里的自动化到家务劳动的改进，新技术带来的社会结果主要仅限于节省时间和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舒适。
但是，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结合，人们发现，出现了一些使人的智力和彼此沟通的能力显得相形见绌的器械。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发生在工业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服务业的地位在上升）：经济在非物质化，智力附加值在产品价格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所谓产品价格的智力因素是指与产品有关的销售学、设计和计划、法律、财政金融、推销技术、科研—开发以及为顾客服务等因素。
机械化促进了等级森严的大型行业公会的出现。因特网经济和服务经济可以说使工业世界实现了“非军事化”。将职工大批集中于生产地点的做法已显得不再重要了。企业、供应商、分包商、顾问和顾客之间的关系变得丰富了。为了描述无形资产在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增加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艾伦·格林斯潘使用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化”一语。
福特主义的结束预示着职工地位将发生变化。在新的形势下，职工面临着生产活动多元化、必须不断接受职业培训和职业生涯个性化等问题。因特网的普遍使用意味着要重新建立企业与外界的联系。服务业务的大量增加意味着要采用新的方式对风险和企业的价值进行评估。从顾客到银行家，从企业家到职工，经济的各种因素的传统作用需要重新确定。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模式正在诞生，人们正在美国的西海岸试验这种新模式。硅谷不是一种时髦，而是这种新模式的运转所必需的三种角色的联合。这三种角色就是：发明者，投资者和“改编者”（即能愉快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的职工和家庭）。那些不能迅速成功地为这三种角色的发展创造条件的国家很可能迈不出新的前进步伐。 美国经济将停止增长
对于美国经济停止增长的确切时间，经济学家们看法不一，不过从现在来看，很可能会是2000年上半年。再过几个月，美国就会打破经济持续增长的历史纪录。按短周期来讲，是保持了106个月的经济增长，按长周期来说，就是36个季度。肯尼迪—约翰逊时代保持的经济增长周期一直让后人望尘莫及，可是这一纪录要不了多久就会被超过了，这会让那些“新时代”的支持者们欢欣鼓舞。要想让大家接受他们的理论，再没有比新千年伊始这个天赐良机更好的机会了。知识界对“新经济”高声叫好的根本依据，就是美国1991年开始进入的经济增长周期非常之长。
更有甚者，莱曼兄弟公司的专家最近还提醒大家说，在过去的17年中，美国只经历了一次短暂的经济衰退期（8个月），而它的经济持续增长期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一直在不断地延长：两次大战期间的持续增长期平均为32个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已经延长到45个月。3次时间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期（肯尼迪、里根和克林顿执政时期）也都是在1960年以后。
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尽管美国保持经济增长的时间的确很长，但是现在的年经济增长率却大大低于60年代的水平（当年是4.1％，如今是2.6％）。可是“新经济”的支持者们反驳说，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他们认为美国经济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通货膨胀的消失，而通货膨胀通常是经济高速增长期必然伴随的现象。90年代以前的美国，只要失业率低于6％，工资支出的上升就必然会引起通货膨胀。可是90年代以后，美国虽然实现了充分就业（失业率接近4％），但工资和物价并未受到多大的压力。同样，人们过去认为美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也就是既不加剧通货膨胀又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所能达到的最高增长率，应该是每年2.5％（即劳动力人口增长1％，生产率提高1.5％），然而1995年以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是在3％到3.5％之间徘徊，可是并未引起通货膨胀。如何解释这两种与经济规则有悖的现象呢？
我们当然可以找出美国经济圈良性循环的“传统”原因，首先一条就是原料价格跌到历史最低点。另外，80年代，很多美国企业裁减人员、缩小规模，使90年代初工资支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大大下降。后来，由于美国企业建立工会组织的速度放慢，工会化率从1980年的22％下降到1998年的14％，美国企业便利用这一机会继续大幅度削减工资支出。所以，美国在实现充分就业的同时，也创下了解雇员工最多的历史纪录：每年解雇80万人，几乎是5年前的两倍。其实，1990年以来，美国领薪者总收入的增长速度已经跌到每年只有3％，而在此之前的增长速度是5％。收入增长速度下降最多的主要是那些非熟练工种和最易受经济全球化影响的领域，人们的工资差距在不断拉大。
美国多年来一直非常重视投资环节。90年代美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标志就是企业投资极其活跃，并且一直持续这一势头，至今都没有停止的迹象。1999年上半年，美国企业的设备支出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差不多已经达到七、八十年代平均水平的两倍。为什么设备投资增长如此之快呢？主要是由于新技术促进了技术进步的传播。艾伦·格林斯潘自己曾解释说：“由微处理机、激光、光纤和卫星所产生的综合效应，大大提高了在应用这些技术的设备上进行投资的回报率。”这位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主席还说：“信息技术的革新开始改变人们的经商方式，并且创造出价值。”
可是这一次，坚持己见的经济学家们认为格林斯潘的解释有点过于简单了。事实上谁都不能肯定到底是不是由于新技术的推动才使投资急剧增加，或者说才出现求大于供的局面。克林顿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最近重申，在过去20年中一直呈下降趋势的劳动生产率，似乎也长期保持了回升势头。美国经济保持旺盛活力还有一些组织上的因素，但到底发挥多大作用还难于估计。劳动力流动性增强、素质提高这一普遍趋势也同样产生了重要作用。唯一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样一杯美国鸡尾酒使劳动生产率获得异乎寻常的提高。四年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2.6％，而1982年以后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只提高1.9％。
不过，在美国经济增长的炼丹术中，多媒体以及相关的信息领域的确占有一席之地。目前，美国在信息技术上的投资正在以每年25％的速度递增，这种速度是其它行业望尘莫及的。由此可见，新技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在不断增大。
与法国2000年财政法案同时公布的法国经济与财政报告指出，如果考虑到美国经济周期目前这个阶段本来就该实现的生产率的正常增长，美国的经济数字就不会反映出超常的经济增长。对美国这样一种服务性经济（即无法评估的服务行业在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来说，经济评估的确更加困难一些。在美国，服务行业提供了80％的就业。有人认为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存在的差距，更多的是“文化差异”造成的。比如图书的价格在法国和德国都受到控制，而在美国却是随行就市、自由浮动。
不可否认的是，金融市场、特别是外国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美国贸易结算的巨额逆差说明来自欧洲和日本的资金对“新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欧洲和日本这回也开始相信，恐怕美国将更加难以维持它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