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战后在亚洲推行冷战政策的历史真相

（续上期）所以，英国人用各种手段支持各个方面，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曾支持过军阀、共产党人和政府军。用蒙巴顿将军和蒋介石之间的联络官卡顿·德维亚尔在发给伦敦的一封电报中的话说：“对内战我并不特别担心，内战在这里太平常了。”英国政策的实际目标在1945年10月的伦敦《每日邮报》上已经透露出来，文章抱怨“我们的美国盟友并没有阻挡反英情绪。美国的宣传人员一直在进入西藏的门户兰州，进入蒙古的戈壁沙漠一带进行工作。……一项拦截长江的大坝工程将成为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工程合同。”换句话说，英国人在50多年前就已经意识到这种“威胁”，即中国通过像长江大坝（现在即将完工的三峡大坝工程）和重建老丝绸之路这样的伟大工程，把它自己建成一个真正独立的民族国家将会带来的威胁。如同今天一样，英国人正在特别努力地阻挠美国同中国在兴建这些大工程方面进行合作。杜勒斯乱弹托管地
罗斯福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坚持他的立场，这迫使英国人同意托管地原则。历史学家威廉·罗杰·路易斯说：“英国人在战后实行殖民主义的设想在雅尔塔破灭了。”然而，当罗斯福在此后的一个月派遣赫尔利前往莫斯科和伦敦，希望英国同意他的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的政策时，丘吉尔坦率地对他说：“只有在我死后，香港才会从大英帝国的版图上消失。”他同时称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的政策是“美国人的伟大幻想”。
但是，托管地政策的具体条款留待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来解决，会议于1945年4月25日开始举行。为会议做准备的罗斯福提出了一项计划，将派出由技术人员、医生、经济学家和其他人员组成的几个国际小组对这些殖民地的条件和需要进行彻底的调查，以便将直接导致这些殖民地获得独立。他不打算让这些前殖民地世界的发展落入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的无形之手”，他深知这既不会自由，也不会无形，而是殖民主义进行压迫的一种直接的工具。
不幸的是，罗斯福总统于1945年4月12日逝世，就在联合国举行成立大会两周之前。甚至更为不幸的是，出席成立大会的一名重要代表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罗斯福的一名最尖锐的政敌，是罗斯福1944年共和党竞选总统的对手托马斯·杜威的密友。杜勒斯是一位孤立主义者，是30年代初期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公开的崇拜者，他称赞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是“有活力的”，而他认为世界的其他地区都是“静止的”。他在1939年写道：“我不喜欢孤立主义，但是我选择了孤立主义，以此来识别对世界上的有活力和静止的两种力量之间循环往复的斗争所作出的毫无意义的重复。”
在1943年，杜勒斯出版了一本名为《和平的六个支柱》的书，呼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被称为联合国。罗斯福承认杜勒斯关于联合国的设想是对保留欧洲帝国的一种辩护。就在他去世之前，罗斯福曾一直设法阻止杜勒斯出席在旧金山召开的大会。
杜勒斯向大会（错误地）“解释”说，托管地实际上只意味着殖民地在欧洲帝国内的自治。
这种“自治”是用来诱骗那些将成为民族主义领导人的人们接受这样的一种民族主义的概念，即“自治”只不过是由民族主义领导人统治一个殖民地实体。按照这种安排，所有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仍然置于殖民主义国家的控制下。虽然天真的人们或许对当地事务有一些发言权，但是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概念仍然是从属于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臣民。
但是，英国人还没有把握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在亚洲的军队（仍然在麦克阿瑟将军指挥下）是否将只是把已经解放的亚洲国家交回到它们先前的殖民主义者手中。随着罗斯福的逝世，英国人推动着容易顺从的杜鲁门把战后对所有东南亚国家的责任转交给在蒙巴顿将军指挥下的英国东南亚司令部。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他们达到了他们的目的。杜鲁门总统把整个荷兰所属的东印度群岛和法属印度支那从麦克阿瑟将军掌管的范围内除名。同时恭顺地将香港交还英国人手中。与此同时，缅甸已经从美国—中国—印度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内除名，而完全归英国东南亚司令部负责，这完全违反了蒋介石和魏德迈将军的愿望。美国已经占领了菲律宾，但是，英国人希望得到对它的全部控制权，惟一例外的就是越南的北半部，在那里，中国将负责接受日本人的投降。
把解放东南亚的责任从麦克阿瑟将军手中转移到蒙巴顿将军身上提出的所谓理由就是，麦克阿瑟将军需要为入侵日本作准备。这是故意设计的骗局。英国人知道，根本不存在这种入侵计划。
麦克阿瑟成功地封锁了日本人的海运通道已经迫使日本人设法达成投降的条件，尽管日本军方中的一派公然反对天皇通过梵蒂冈这一渠道进行的和平谈判。这样，麦克阿瑟的战争计划呼吁不要入侵日本主要的岛屿。相反，麦克阿瑟打算以封锁通道作出的努力使那些不顺从的战争党屈服于天皇，预计最晚在1945年10月前就能看到这一结果。
比英国人要求对日本发动一场没有必要的入侵更糟糕的是，英国人已经说服杜鲁门总统部署美国新发明的核武器来对付日本的城市，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军事目的的野蛮行动，因为日本已经是一个战败国。
就在日本投降后不久，英国人立即占领了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他们的前殖民地，同时还占领了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南越。由于兵源运输方面的不足，使占领延迟了一些时日。虽然杜鲁门政府也发出一些声音，表示不应利用美国的人力和财力重新建立殖民地，但事实上是美国的船只和飞机把欧洲的殖民主义军队运回到他们先前的殖民地。要殖民地又要‘主义’
在整个1943—1946年的重新开拓殖民地期间，英国人（同时还有荷兰人和法国人）在设法粉饰他们重新征服的计划，做法是许诺他们有着最终将降低殖民主义控制程度的良好意图。但是，一旦他们在军事上拥有了实力，他们很快将找到背弃这一保证的办法。他们说，殖民地国家是惟一能够制止俄罗斯人支配的共产主义在亚洲以及全世界蔓延的力量。
一个最有趣的变化表现在英国人对美国卷入东南亚的态度上。战争结束后，他们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来把美国从这一地区事务中排挤出去。
然而，一旦殖民主义力量重新在亚洲牢牢地建立起来，美国公众中争取自由的精神都被杜鲁门总统和参议员乔·麦卡锡发出的“红色恐怖”的歇斯底里叫嚣声窒息了，英国人改变了他们关于美国卷入亚洲的调门。要执行英国的政策，迫切需要美国的武器和金钱，而且这些很快就开始自由地流入这一地区。如果你从亚洲殖民主义战争的角度来看，甚至是1948年的“马歇尔计划”本身也失去了它的一些光泽。依据“马歇尔计划”提供给欧洲的钱大部分流入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的口袋，而且被他们在亚洲的殖民主义公司花掉了。
1949年年底，蒋介石的国民党被毛泽东的共产党军队打败了，这使得美国国内的“红色恐怖”的叫嚣达到高潮。英国人开始打破美国人一直拒绝接受的僵局，并使他们相信这种谎言，即“民族主义即共产主义”，而且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彻底打垮共产主义的借口。
就在中国革命成功几个月之后，北朝鲜军队不是在中国人的武装和建议下，而是在苏联的鼓动下入侵了南朝鲜。在美国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下，美国军队在著名的仁川登陆中包围了敌人的军队，迫使北朝鲜军队一路后撤，一直撤到中国的边境地区。在这个时候，伦敦指责麦克阿瑟采取“不顾后果的鲁莽行动”，在这种指责的压力下，杜鲁门取消了麦克阿瑟战略性的作战计划，否认对联系中国和北朝鲜的鸭绿江大桥、或在中国边界一方的飞机场进行了空袭，因为这些机场曾被用来袭击麦克阿瑟的军队。中国军队很快越过了边界。杜鲁门将麦克阿瑟将军解职，一场血腥的消耗战开始了。
林登·拉鲁什从一个广泛的角度对这场战争作了战略的分析：“把朝鲜战争搞成一场‘联合国的战争’，这是一场闹剧，而这正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如果当初允许麦克阿瑟按照美国的解决办法——寻求主权——来应付这场挑战，本来就不会同中国进行这场战争；这是美国的弱点，这是按照英国占支配地位的联合国的要求做的，也是杜鲁门自己要这样做的，以致诱使中国，实际上是挑动中国来进行这场战争。引起战争规模扩大的不是中国；杜鲁门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所表现出的那些令人讨厌的弱点导致规模扩大，并促使中国发动攻击。如果当初允许麦克阿瑟清楚地阐明他的主张，按照应履行的军事义务确定在朝鲜的北部边界进行接触的条款，本来也不会再有这场战争，世界到现在本来会（很快）变成一个比自50年代以来更为美好的地方。”
在为美国在朝鲜的失败找到一个理由之后，杜鲁门开始扩大对法国在越南的军事支援。1949年，胡志明向美国和法国发出最后一次要求和解的呼吁，并向杜鲁门许诺：在西方同苏联集团正在形成的冷战中，越南将保持中立。在再次遭到拒绝之后，胡志明最后要求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予以支持。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当时已经正式承认了胡志明的政府，并扩大了军事援助。杜鲁门的国务卿艾奇逊在拒绝了胡志明关于合作的要求若干年后宣布，苏联和中国承认他的新政府一事证明，他是苏联的傀儡，是“越南独立不共戴天的敌人”。
从1950年至1954年，美国直接支持法国人在印度支那进行的战争，而且是在逐步升级，在1954年这种支持达到全部开支的80％。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的选举中获胜的部分原因是他许诺使美国从朝鲜战争中摆脱出来，1953年夏天签署了一项停战协议。当时也考虑在越南实现类似的和平，因为法国经济和老百姓都已经被那场无结果的殖民主义战争搞得精疲力竭了。但是，在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冷战偏执狂约翰·杜勒斯的指挥下，美国向法国施加压力，要它使战争升级，美国同时增加了军事援助。杜勒斯建议艾森豪威尔提供空中掩护，甚至使用核武器，以便使法国从在奠边府进行的一场愚蠢的、注定要失败的摊牌中摆脱出来。一场潜在的爆炸形势、一场新的全球战争灾难达到了一个新的折返点。万隆精神被视为眼中钉
然而在1953年和1954年，世界各地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搭好重新勾画出历史发展轨迹作出努力的又一个舞台。这种努力的特征就是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的亚非国家会议，以及围绕这次会议出现的全球性外交活动。
导致召开1955年亚非国家会议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些国家，殖民主义政权已经在军事上被击败了，尽管它们在技术上相当先进。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1949年获得了抗击荷兰殖民主义者的胜利，这表明，民族主义的军事力量在共和政体领导人的领导下能够击败欧洲占领军。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已经主持了两次亚洲会议，一次在1947年，一次在1949年，会议的目的是使亚洲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殖民主义统治。印度尼西亚的胜利给全世界殖民地国家带来了希望。到1953年，除了盲人外几乎所有人都已经清楚地看到，在越南的法国人很快将面临在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同样的命运。
1954年4月，就在越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在周恩来的倡导下，中国同印度和缅甸达成了双边协议，这些协议成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第一次展现。这五项原则宣布相互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平等、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内政。周恩来、尼赫鲁和吴努共同倡导的这五项原则将成为形成万隆精神的核心概念。
召开一次亚非国家会议的设想是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萨斯特罗阿米佐约在科伦坡集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的，这个由一些前殖民地国家组成的集团的成员有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建议召开的这次会议是在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情况下，第三世界国家的第一次聚会。苏加诺在他的开幕词中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有色人种举行的第一次国际会议”。
会议一致同意的原则是反对殖民主义，致力于在那些已经赢得独立的国家实现和平与发展。但是，会议倡导者心目中最重要的战略问题是美国—中国可能会爆发一场战争的威胁。在建议1955年4月召开万隆会议的声明中就提到，“五个发起国的愿望是为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和平的关系奠定更加牢固的基础，不仅是同西方，而且同它们自己，以及东南亚的其他中国周边国家建立这种关系”。
然而，杜勒斯对中国所持的态度也更强硬了。1957年6月，约翰·杜勒斯把中国共产党政权称之为一个“将过去的阶段”，要求美国及其盟国“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来加速它的消亡”。在万隆会议后，美国同中国在日内瓦进行了70次会谈之后，会谈在1957年年底中断了。
中国国内在这段时间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个问题上，英国—美国对万隆精神的攻击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毛泽东在1957年11月发表了他的有名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讲话，他指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周恩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被鼓吹武装起义，以及其他更为激进的革命暴力取代了。
1958年美国和中国确实重新开始进行过会谈，但是中国又倒退到大跃进和反右运动中，在猛烈抨击美国的同时也开始批评苏联。中国军队对沿海由台湾控制的两个岛屿金门和马祖的挑衅，为约翰·杜勒斯推行边缘政策又提供了一个机会。在南越，越共恐怖分子的活动又扩大了，在法国从越南撤出了它的军队之后，美国的顾问作用反而加强了。
尽管如此，万隆精神仍然活在亚非国家许多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心里，并提出建立一个不结盟运动的计划。但是，万隆会议创造的机会已经消失了，被英国挑起的冷战风暴给击垮了。随着约翰·肯尼迪在1960年入主白宫，以及1961年11月不结盟运动的建立，希望的火焰的余烬在60年代初期又复燃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