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驻京记者著文：人民中国的１９５９年

文章歪曲综述了我国一年来的重大事件，全文五千字，下面是该文摘要。在总述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的对比时，说什么１９５８年标志着我“硬派路线的胜利”，而１９５９年在内政方面“是巩固而不是革新”，“尽管执行左的路线，可是表现了某种温和”。
【法新社北京１２月２０日电】法新社驻北京特派记者伯纳·乌尔曼写的文章：人民中国的１９５９年。
对人民中国来说，１９５８年的标志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相当多的决定和运动，这些决定和运动在多年中都会确定政权发展的方向。人民公社的建立，把五亿农民并入了半军事性质的生产单位；全民炼钢运动，在１９５８年秋季把全国都动员起来了。这两件事标志着共产党内硬派路线的胜利。
同１９５８年相反，１９５９年在内政方面是巩固而不是革新之年，尽管党和国家的领导上执行的官方路线是左的路线，可是表现了某种温和。毛泽东辞职和刘少奇当选
１９５９年的头几个月，受到共产党六中全会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在武汉通过的决议的支配。毛泽东辞去共和国主席职务，停止人民公社中最先进的集体化形式和全民炼钢运动；这一切就是这次历史性会议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
毛泽东的不要再提名他任共和国主席的决定，经过几周的令人怀疑之后，后来的事态发展似乎证明，他仍然是政权的无可争辩的领袖，因此，这一退职绝不是被罢黜，甚至一点也不是。
新经济指标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
４月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时所宣布的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生产计划方面取得胜利的成绩，以及１９５９年的非常庞大的指标，在几个月以后的党八中全会会议上，不得不认真地加以削减。八中全会是８月间在庐山举行的。
即使承认整个工农业方面的这些削减，官方公报说，修改过的指标将比１９５８年高２０％，从而继续“保持大跃进的速度”。
同时，发出了生产战斗的新命令，在十年之内在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赶上英国，在１９５９年年底完成或超过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
然而，严重的干旱和洪水威胁着秋收和播种。仅仅由于农民的公社在灌溉计划和控制洪水方面作了英勇的努力，才避免了灾难。总路线和反右倾分子运动
在庐山会议以后，接着就展开了证明新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正确的广泛运动。党的讲话人和报纸重申人民公社制度各方面的优越性，特别是组织抵抗自然灾害方面的优越性，同时照例发动了反右倾分子的攻势。
同１９５７年短时期的自由化（所谓百花政策）以后的整风运动相反，这一新的反右倾攻势是专门向共产党内的反动分子发动的。改组国防和大赦
受到本年新趋势之害的、正式公布了的另一个人物是彭德怀元帅。国务院９月１７日的一项决议宣布，这位曾经指挥朝鲜中国志愿军的元帅，仍然是副总理，但由林彪元帅接替他任国防部长。这些重要的改变，官方未作任何解释。但一般认为，这意味着加强了党对军队的控制。今年最后一个季度中，宣布了一万二千项赦免措施。在这样释放的战犯中，有中国末代皇帝、前日本卫星国——满洲国——的皇帝溥仪以及许多前国民党高级军官。此外，有许多被认为悔改了的人士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政权的十周年国庆
这些赦免措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的国庆时宣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在国庆时组织的庆祝是特别盛大的。而且，一个巨大的建筑计划，特别是在１０月１日前几天完成的一座白色大理石的宏伟大厦，就是隆重庆祝这个节日的标志。
赫鲁晓夫的到来，引起了全世界报纸的热烈评论，而他在这之前几天还在美国旅行。西藏叛乱和中印边境冲突——
中国外交上的孤立
正当中国同西方世界的关系少得无以复加和北京继续攻击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时候，中国同万隆亚非集团的三个主要中立国家的关系，首先是同印度的关系，遭到了深刻的危机。这个危机是１９５９年３月西藏爆发的叛乱的直接后果。中国军事当局无情地镇压了这次叛乱。
尼赫鲁先生和周恩来先生之间交换的往往严峻的信件，无助于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
中国和埃及的关系也大大冷淡了。虽然危机看来已被克服，至少它的尖锐形式已被克服，可是，阿联政府目前执行的反共政策以及它越来越反对伊拉克，似乎已经把这两个国家间建立亲密友谊的政策搁置起来。
著名的万隆亚非会议的东道主和发起人——印度尼西亚政府——采取的反对大都市以外的华侨商贩的措施，引起了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先生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９日的强烈抗议。
最后，联合国大会１１月举行年会时，再次拒绝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议程，这一决定虽然并不使北京感到惊奇，但却加强了它对美国政府的敌视，认为美国是坚持抵制它的主要负责者。
（本刊编者注：文内小标题都是法新社原文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