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成了新威胁

原文提要  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世界上国家间的边界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而国家也变得越来越脆弱。在这样一个时代，种族和宗教组织正在试图通过暴力将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在来自西方的非宗教的新浪潮冲击下，他们害怕丧失自己的文化、传统及历史地位，这种恐惧感对世界的稳定构成了新的威胁
【委内瑞拉《国民报》12月30日文章】题：民族主义爆炸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最新的年度报告指出，现在世界上发生的每10起武装冲突中，有9起是由于国内问题引起的。也就是说，这类战争大多都源于少数民族在某种程度上为捍卫其自决权的斗争。
纵观全球，很多国家在分裂。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例子特别突出，但这种趋势是普遍的，例如在魁北克和斯里兰卡。在非洲也是如此，那些根据惯例划定的殖民地边界，在1993年随着对厄立特里亚的承认而开始变得模糊起来。甚至在西欧，分裂主义运动也在迅速发展。1923年，欧洲共有23个国家，而在这个大陆正走向所谓统一的1999年初，这一地区的国家已达到近50个。
世界其他地区也正遭受着分裂主义的震荡。如印度尼西亚，一个由近1.8万个岛屿和500个不同种族的近2亿人口组成的国家，随着今年东帝汶的要求独立，已经开始了分裂进程。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潘多拉盒子
出现这种趋势，一定存在着某种因素，就是它打开了分裂主义的潘多拉的盒子。最近出版的《上帝脑海里的恐惧：宗教暴力的全球性升级》（1999年）一书的作者、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马克·于尔根斯迈尔把分裂主义归咎于全球化。这种现象（全球化）在90年代达到了顶峰，通过全球性的经济与信息交流，整个世界趋向于整齐划一。全球化产生的效果之一，就是使国家之间的边界消失了，但同时也造成了分裂。各种宗教和种族—文化组织拒绝牺牲其个性，正在试图从它们所在的国家当中分离出来。
同时，全球化使国家的传统作用（即保持统一的作用）削弱了。于尔根斯迈尔在接受《国民报》采访时说：“在国家构架脆弱时，地区性组织就有机会从事分裂活动。”他以车臣冲突为例解释说：“在前苏联非常强大的时候，车臣决不会图谋分裂。一旦苏联解体，莫斯科的中央集权被削弱了，新的分裂和种族活动也就开始了。”
对民族主义来讲，这是一块沃土。于尔根斯迈尔指出了尤其能对全球稳定构成威胁的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纯宗教性的民族主义，主要是种族性的或分裂性的；第二种是意识形态性的宗教性民族主义。他解释说：“由于其变化不定的性质，使这两种民族主义在全球化的时代对国家构成了威胁。”
其他分析家提出了“新民族主义阶段”的说法，它不同于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纳粹主义那样的民族主义。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在1999年初解释说：“民族主义已不再那么千篇一律，不总是朝着极右的方向倾斜。如今它就像一头繁衍能力极强而又狡猾的野兽，有好多的面孔，总是做出一些各不相同甚至自相矛盾的举动。”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布干维尔岛即将脱离这个国家，就是证明民族主义有许多面孔的例子。在这一事件中，除了该岛的居民想组成自己的国家这一自身的民族利益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该岛拒绝同莫尔兹比港分享其铜资源。同样，苏丹的问题并不只是出于种族和宗教的原因（非洲人针对阿拉伯人；基督教徒和泛灵论者针对伊斯兰教徒），而是这个国家的南部谋求独立，希望独占那儿的石油资源。
包括西班牙的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它们谋求分裂、或者说捍卫其文化传统的愿望可能还有经济方面的原因。这两个地区是西班牙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它们应该同那些相对贫穷和欠发达的地区，如安达卢西亚、埃斯特雷马杜拉和阿斯图里亚斯等分享自己的财富。民族主义与非宗教化
如今，信仰好像已经变成了一种制造混乱的因素。例如，伊斯兰国家已经变得更加偏激和正统，在许多地区发生了很具爆炸性的、危险的活动。哈马斯和真主党这些组织高举伊斯兰教的旗帜，同时塔利班已经拿起了武器，主张在阿富汗推行最正统的穆斯林传统。
这些就是于尔根斯迈尔描述的意识形态性的宗教性民族主义的例子，它们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归咎于非宗教意识形态的削弱。于尔根斯迈尔还说：“不仅仅是因为国家被削弱了，那些可以追溯至18世纪的、根植于中世纪初的维持国家统一的哲学理念也被削弱了。”
全球化使西方的意识形态得到了推广，这一点也激起了强烈的抵制。于尔根斯迈尔认为，意识形态性的宗教性民族主义的第一个例子是1979年的伊朗革命。当时，亲西方的、非宗教的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政府被一个宗教政府取代。“这不是种族分裂主义，而是一场意识形态革命”。
于尔根斯迈尔说：“伊朗革命是极端宗教性的意识形态抵制非宗教主义的开始，这不仅仅限于伊斯兰教。在美国，我们看到了一些基督教运动的暴力行为，1995年他们还在俄克拉何马联邦大楼中放置了炸弹。所有这些都是基督教运动的一部分，那些基督教徒就像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霍梅尼一样，抵制非宗教的政府和社会。”
于尔根斯迈尔还举了墨西哥恰帕斯州土著人运动的例子。他说：“萨帕塔革命运动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签署之后发生的，其原因是他们感到其传统文化在全球化体系中受到被同化的威胁。萨帕塔主义者并不明显地具有宗教性，他们是在试图保护其文化传统。”
于尔根斯迈尔预言，这些具有威胁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将在21世纪继续下去。鉴于这一趋势，应该坚持寻求解决办法，至少是能找到避免更多的暴力和动荡的办法。几十年以前，曾经采取过一些考虑到当今世界不能为控制这些组织而使人权受到践踏的措施。措施之一就是所谓的“非同化性调停”，即在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条件下，改善其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另一项措施是“伙伴关系”，在这种体系中，与其他民族共享政府权力。在这些国家，还曾经创建过一种联邦体制，这种体制可以提高伙伴政策的效率，但限定了那些群体的活动范围。
尽管这些模式已经付诸实践（在北爱尔兰、西班牙、塞尔维亚和黑山），但现实表明这并不是有效的解决办法。于尔根斯迈尔提倡“一种多国解决办法”。为此，他建议加强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力量，并且批评了华盛顿和北约在科索沃推行的模式，“因为人们不信任美国，而且理由很充分”。前进和退步
北爱尔兰问题和西班牙的巴斯克问题，是西欧民族主义暴力最主要的焦点。它们在本世纪结束前最后的几个星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虽然还谈不上是最终的和平，但是阿尔斯特的共和党人和统一党人为本地区的稳定迈出了一大步。在类似的动议（北爱尔兰议会）失败27年之后，在做为解决敌对双方紧张关系最后希望的耶稣受难日协议（1988年）搁浅数月之后，北爱尔兰终于获得了自治权。12月2日，当英国女王伊丽萨白二世签署了将该地区的前途交给共和党人和统一党人的法律的时候，该地区最有前途的一项和平试验诞生了。
相反，在西班牙的巴斯克，还充满着对巴斯克民族和自由组织的暴力活动死灰复燃的恐惧。在宣布不定期的单方面停火14个月后，该组织于12月3日决定恢复其活动。尽管这一声明可能只是让马德里开始和平进程的警告，但保守的执政党——人民党却并不屈服。
巴斯克的温和派民族主义者、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士曾联合起来寻求长久的和平，他们签订了利萨加拉协定。但是，协定要求该地区能得到比西班牙准备赋予的更大的独立。这份文件规划了一条将巴斯克历史上的领地分裂出来的道路。其历史上的领地不单单在伊比利亚半岛上，而且还包括了法国境内的一部分。
阿尔斯特将拥有一个联合政府，恐怖主义分子也已决定解除武装，共和党人从英国分离出去、并入爱尔兰以获得公共利益的打算也推迟了。新政府由10名阁员组成，其中包括两位重要人物，之一是爱尔兰共和军政治派的辛恩·费恩。假如在5年之前，其反对派决不会接受这种情况。这一新政府的第一部长是统一党温和派领导人戴维·特林布尔，他曾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在西班牙为了不使巴斯克冲突国际化而费尽周折的时候，北爱尔兰的和平进程在美国的参与下实现了。
一些西班牙分析家指出，只要人民党执政，巴斯克的和平问题就不能解决。但是，与阿尔斯特不同的是，在寻求一种能够满足各有关方面要求的模式时，还存在着另一个困难。巴斯克人在其部分历史领地上已经有其自治的地方政府，但是民族主义极端分子却梦想得到一种甚至超出西班牙领土的自治权。这就意味着要与两个国家交涉。尽管北爱尔兰现在的情况被看作是巴斯克最光明的前景，但也不能忽视：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存在了几十年的紧张局势是非常困难的。问题能否成功解决，将取决于参与双方的意志，以及双方领导人是否比他们的追随者更加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