锄尽杂草播种希望

编者按  当今著名犯罪学专家詹姆斯·威尔逊在60年代提出以后被长期搁置的“锄草与播种”运动，在美国开始露出成功的苗头。威尔逊建议，通过打击和逮捕的办法把犯罪“清扫”干净。“铲除杂草”之后，政府必须接着在社区“播种”，帮助居民保持社区无犯罪。
【美国《未来学家》月刊文章】题：预防犯罪  副题：前方的希望之路（作者  吉恩·斯蒂芬斯）犯罪率何以下降  
司法部称，90年代末，美国的街头犯罪案已下降到历史低水平。围绕犯罪案件减少原因的争论引发了寻求答案的实证研究。有些人说，犯罪案减少是因为街上的警察多了，法律更严格了；另一些人则认为，犯罪案下降是由于实施了社区计划和犯罪预防计划。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21世纪的公众安全将是至关重要的。
对犯罪案件减少的最佳解释也许在于当今著名犯罪学专家詹姆斯·威尔逊在60年代提出以后被长期搁置的“锄草与播种”运动开始露出成功的苗头。威尔逊在《公共利益》杂志上发表的《破碎的窗户》文章中说，周围邻居越来越少，使得居民失去了希望和自豪感，警察除了来抓人之外很少光顾，不法分子几乎可以不受惩罚地犯罪。
威尔逊建议，改变这一情况的方式是通过打击和逮捕的办法“铲除”贩卖毒品、吸毒、公共场合酗酒、偷窃、街头妓女拉客、行凶等当前问题，甚至把街道微不足道的违法行为（如街头游荡、流浪、在人行道上吐痰、乱穿马路等）“清扫”干净。“铲除杂草”之后，政府必须接着在社区“播种”，帮助居民保持社区无犯罪的计划。这类计划可包括设立企业区以创造就业机会，建立托儿所和保健诊所。还可以根据周围居民的特点和需要，开展戒毒、课余活动中心、家庭辅导教师、顾问以及其他许多活动项目。
威尔逊的想法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被联邦政府官员接纳。威尔逊甚至为全国司法研究所准备了一套电视节目和出版丛书。用来“铲草”和“播种”的资金从美国司法部流向州与地方官员，但是国会里的操纵集团要求多锄草，少播种。联邦和州一级“强硬的”立法人员支持对触犯法律者施行更长的强制性判决，建造更多的监狱和看守所囚禁罪犯。这些立法者还鼓励法庭对青少年判处适用于成人的刑罚，以此作为一种“震慑”。
吸毒者受到了特别严厉的处罚。截止到1999年，联邦监狱中2／3以上的罪犯、各州监狱中25％的犯人是因被指控吸毒而服刑。预防吸毒的努力只不过是那句人所共知的格言——“对毒品说不”。
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街头暴力多得惊人，“播种”观点终于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主要是通过“面向问题的治安与面向社区的治安”这场运动。随着司法部在财政资助问题上开始放松控制，社区内出现许多成功地制定计划预防犯罪而非光是镇压犯罪的事迹。司法部很快就赞扬政府与社区之间的这种合作，推广样板计划，并资助预防犯罪的各项努力。“播种”计划行之有效
在1998年7月的一份研究简报中，全国司法研究所审议了国会委托开展的对500多项犯罪预防计划耗时两年的科学评审所取得的主要发现。这一研究由马里兰大学的研究小组完成，给同犯罪作斗争的社区提供了指导
对于家庭来说，训练有素的护理或其他护理帮手经常登门家访会减少虐待儿童或其他伤害的发生。对于不到5岁的儿童，上幼儿园或每周有教师家访会减少他们长大后、至少是在十几岁时犯罪的可能性。对有违法行为和有犯罪危险的青春期前儿童进行家庭治疗和父母的教育，这会降低出现攻击他人、兴奋过度等不当行径的风险系数。
在学校，明确地传达给学生的规则，对积极行为的加强，以及学校范围内的倡议（比如反对欺负弱小学生）使得犯罪和行为不良的数量减少了。诸如解决难题、自我控制和压力管理之类的生存技能训练也取得了成功。在犯罪几率高的年轻人中开展行为改正计划以训练或指导思维技巧，减少了劣迹
对年龄大的、曾经犯过罪的成年男子进行就业培训减少了他们再次犯罪的次数。因房主没有处理其房产范围内的毒品问题而起诉或威胁房主，要求减少干扰，这使私人出租住宅内的毒品交易和犯罪数量减少了。
增派警力在犯罪率高的“热闹场所”如夜总会、酒吧和流氓巢穴，使得这些地方的犯罪现象减少。派特别小分队监视犯罪几率高的累犯，使他们在街上游荡的时间少了，犯更多的罪行把自己提早送回监狱的机会也少了。拘捕胡作非为的家庭雇工降低了他们再次为所欲为的次数（这也许是因为失业的威胁）。
监禁顽固不化的严重犯罪分子预防了他们在街上犯罪的可能，然而研究人员告诫，如果监禁不那么活跃或不那么严重的犯罪分子则会效果不佳。对犯罪分子的改造工作如果“和他们的犯罪风险因素相适宜”就会收效，接受这种改造的成年人和青少年都不大可能再犯罪。即使是“社区治疗计划”开展的监狱内戒毒治疗也使得罪犯释放后的再犯罪次数降到了最低点。有望成功的措施
“有希望成功的”措施清单是此项研究发现中最长而又最有用处的部分：
事实证明，对团伙进行监视是项微妙的工作：此项研究发现，社区工作人员、缓刑监督官和警察只要不让团伙的凝聚力增强，就能减少团伙暴力；如果他们让团伙的凝聚力增强了，团伙犯罪就会增多。
开展社区指导和课余娱乐计划已经显露出减少犯罪和挥霍财物现象的希望。社区倡导的计划似乎比政府制定的计划更有可能持续开展下去。
为受虐待妇女提供的庇护所可能会减少这些妇女再度受伤害的次数，但是这些妇女只有采取寻求咨询、教育或就业培训之类的行动而不只是呆在庇护所里才行。
“校内学校”计划把学生分成小组，以增加相互帮助，增强教学灵活性。这一计划在一些地区减少了挥霍财物和违法现象。经过改进的课堂管理和创新教学方法也有助于预防犯罪。
“职业培训团”这项针对有犯罪危险青少年的密集性社区计划和针对成年违法者的监狱内职业培训计划都展露出成功的希望。这也许是因为这些计划不仅提供长期培训，而且让受训者为进入工作场所做好准备。
在给雇主以减免税收的刺激从而在高失业率社区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区，诸如高中失学、父母失业之类的高犯罪风险因素降低了。原本分散居住的、低收入的公共住房居民搬出市中心，迁移到城郊去住，这也起到了降低犯罪风险的作用。
人们认为，一个大杂烩式的解决办法已经在商业区、住宅区和校园区展示出成功的希望。例如，封闭街道、设置路障以及重新划定街道路线可以减少住宅区内大量的街头犯罪。这方面最有希望成功的也许是一系列面向社区的管辖计划，在这些计划中，官员们“针对特定的犯罪情况”——例如在低收入者的公共住宅区进行毒品交易或在周围邻居家入室行窃——进行“解决问题式的分析”。
最后，把处以罚金和其他惩罚结合使用可能会减少再次违法。这一发现对欧洲国家早先开展的研究是个补充，欧洲国家几乎对所有的违法行为都要罚款。欧洲人已经发现，物质损失会比短期徒刑或社区监管更有效地震慑犯罪。